——从一个乡情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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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层次的文化状态决定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凝固性，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又使凝固的思维方式附加了麻木的依赖性。思维方式的这两个特点在贫困地区有着充分的表现。先看凝固性。眼光短浅、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束缚着一大批农民的手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一大思想障碍。在灯笼素乡，凡是开发荒山、种树种草、集约经营等带有战略性的改变生产条件的大事，很少有人自愿去干。对待土地、水利设施等也是短期行为，不建设、不维修、不发展。至于智力投资、文化设施，则更不热心。1985年以后，国家每年给这里下拨一定数额的偿带性扶助资金，这些资金的使用，从乡政府的分配办法上，就是人人有份，仍然受制于多年来平均主义政策的束缚。贫困户得到资金的，不少人用于生活补贴；即使用于生产，也只是购农具牲畜。

再看依赖性。坐等照顾的思想已到了麻木的程度，生活艰难的出路靠在救济上，无救济可吃，宁肯去讨吃要饭，也不去作进取的尝试。1987年，灯笼素乡旱灾严重。县政府将国家种的几百亩黄芪的刨挖任务给了乡里，以量计酬，每个劳动力每天可挣5元左右，50多个劳动力可干一个月，布告在乡政府大门上贴了7天，主动报名的只有4人。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即使是重灾的强大压力，也难以改变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

灯笼素乡的调查告诉我们，改变低层文化的落后状态，首先要科学地探讨贫困的原因，这是根治贫困的思想前提。有人认为，资源贫乏，是贫困的根源，也有人认为，地理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是贫困的根源。其实，自然构成仅仅是造成贫困的一般原因，还不能算根源。像灯笼素乡这样的地方，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26.2人，光土地资源就可以为富一方；尽管路途艰险，可毕竟距离自治区首府仅50公里，多少年的闭塞只能从人为的因素中去找。因此，不能把自然的和经济的原因割裂开，不能把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割裂开，不能把经济的和文化的原因割裂开，不能把物质的和观念的原因割裂开，资源与地域（地理位置、环境）造成了经济原因，经济贫困导致了文化的落后，文化的落后，导致了人的愚昧，愚昧又延续了资源、地域性贫困。简言之，贫困产生了愚昧，愚昧又延续了贫困。贫困——愚昧——再贫困——再愚昧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其次，要抓战略性的大环节。在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问题的时候，使人深感忧虑的是，近几年，较低层次与较高层次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急剧地拉大。原因之一，就是不管哪一类型的贫困，都不能产生自我启动、自我发展的力量。外部力量的施加，又往往发生事与愿违的反常效应。比如，“救济效应”，把扶助发展特产的资金物资，作为生活救济和补贴，发生了“贫困——伸手——救济、再贫困——再伸手——再救济——”的循环。又如“规划效应”，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规划上，纸上谈兵，上边以此决定资金的投放。因此，出现了拿上报告、规划，四出活动而不作实际工作的怪现象。坐上高级轿车请求扶贫资金，就是这种反常效应的结果。因此，阻止贫困的延续，就不能再着眼于一家一户的扶贫上，不能光在口号上、舆论上、规划上兜圈子，不能继续使用那些不科学的输血手段，而要抓改变生产条件的大环节，抓带有战略性的大事，把主要的财力、物力、人力用在改变整体面貌的建设上。

再次，特别要在提高劳动力素质上下功夫。在灯笼乡走上致富道路的农民中，有86％的人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有38％的人当过村干部，与外界接触较为广泛。可见，最终的层次演进，还是要从愚昧型的文化状态中解脱出来，提高人口素质。如果不在提高人的素质上下功夫。不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一切治穷到致富之道，都将前功尽弃。下大功夫，就意味着投入较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把这件事当作一项既是迫在眉睫、又具有战略意义的宏大工程，抓紧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