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在这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位，他们在那个的年代，共同为世界第一大党的建成指引了最初的方向。然而一大会后，由于对党认识的不同，目标理想的各异，他们走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终的人生结局也不尽相同。今天我们就来探寻一下我党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轨迹，透过历史故事，感悟初心力量。

初心永志——坚守信仰，战斗一生成就宏图伟业。毛泽东和董必武是13名一大代表中最终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毛泽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一大的书记员，是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伟大的缔造者。毛泽东初期在党内几经沉浮，最终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他的正确思想得到认可，从而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从此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董必武是对党忠诚一生的革命志士。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毛泽东和董必武从头走到尾，同时出席党的一大，又同时参加开国大典，参与并领导革命赢得了最后胜利。践行信仰需要长期奋斗，前进路上再多艰辛磨难，也要永志不移。正如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的，“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此处隐藏2398字，下载后查看---

初心忘却——立场摇摆，迷途知返默默终老一生。这指的是包惠僧和刘仁静，他们因信仰的动摇走向人民对立面，后又迷途知返，再度寻找组织，但没能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痛苦与悔恨中终其一生。包惠僧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他胆寒了，后来自行脱离党组织，为生存加入了国民党，又遭国民政府遣散跑到澳门，因为处境艰难给毛泽东写信忏悔，解放后回到北京。刘仁静曾是“五四”运动的急先锋，1926年赴莫斯科学习，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回国后自命为“中国托派第一号”人物，随之被我党开除。1948年他投靠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在其授意下发表包括《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共文章，成为国民党的御用枪手而向共产党开炮。解放后刘仁静向中央领导写信请求处理，最后38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和养老。如果头脑不清醒、信仰不坚定，政治上就会缺定力，包惠僧和刘仁静有这样的结局也是情理之中。

初心背弃——叛党卖国，自绝人民永钉历史耻柱。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就是这类人，这3名党的创始人被钉在了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张国焘曾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长征途中拥兵自重、另立“中央”，后来脱党叛变当了国民党特务。1948年底他见大势已去先后移居台湾、香港、美国，最后在加拿大多伦多病逝。张国焘做了20年共产党、40年国民党，最后客死他乡，可悲可叹！陈公博、周佛海算是最坏的典型，后来都当了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陈公博脱党后投靠国民党，从此效忠汪精卫，成为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他政治上变化多端，是没有固定信仰的政治摇摆者。周佛海参加一大时就争地位，因欲望得不到满足跑到日本，回国后又一头扎向国民党，抗战时追随汪精卫降日，成为第三号大汉奸。周佛海压根就不是革命者，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家。严格地说，这三个人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加入共产党，只因一时追求新奇而对共产主义理论产生兴趣，为追名逐利最终变成党的敌人、民族败类。

一大13位代表的各自走向告诉我们，坚守信仰的韧度决定着人生命运的方向。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些时代的弄潮儿已离我们远去，他们的悲喜、荣辱与成败，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那就是应该怎样坚守信仰？是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不忘初心本色、挺起精神脊梁，还是像这些年贪腐堕落、锒铛入狱的人民罪人，忘记入党初心、背弃铮铮誓言？答案己不言而喻。

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己经拥有了8900多万党员。如果说信仰曾经体现在“砸碎旧世界”的革命之时、闪耀在“创造新世界”的建设之时、迸发在“追赶全世界”的改革之时。那么新时代的我们，须把信仰写在全面小康之路、伟大复兴之路、改革强军之路上，纵然百水千山万重难，唯有初心本色终不改，在坚守信仰、践行信仰中丈量人生高度、绽放最美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