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改革和开放的关系。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系要处理好。《决定》提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工作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要围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两者之间要形成更高层次的协同推进关系。《决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要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在这种情况下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对内就是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就是要努力地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决定》中的24条到28条都在开放方面进行了一些理论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的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仅要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更要从全球视野出发。比如，“新三样”既是把握新能源革命、绿色革命、数字革命创新发展的丰硕成果，但“新三样”出海在美国、欧洲的发达国家和包括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都遭遇了贸易保护主义，因此，“新三样”出海首先要建立国内协调机制和出口协调机制。一个大国不管哪个行业成为新兴产业，其生产量和出口量都会非常大，这种情况下，怎么建立国内协调机制和出口协调机制，对下一步发展非常重要。

另外，我们要探索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和全球合作的方式，把“新三样”深度推向全球。从这个角度来看，当遭遇保护主义时，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承担起大国责任，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还要坚持全球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面对中美竞争、地缘政治挑战、脱钩断链形势，我们要思考如何重构GNP全球生产体系和GDP全球开放合作体系的建设，这样就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创造新机遇。

2008年全球化陷入困境，西方的新全球化就是去中国化，中国的新全球化是通过新一轮的开放扩大全球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努力构建全球合作的多边机制来对冲全球失衡。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与风险频起，中国在下一步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搞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以强凌弱，而是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因此在新的环境中，中国式现代化和新一轮改革开放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我们需要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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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式现代化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各项改革任务落地必须要处理好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发展与安全五大重大关系。

一是如何提升国家宏观治理的专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水平和能力。当前，中美宏观经济周期不同步，催生出中美宏观治理能力的竞争。在中美宏观治理能力的竞争中可以看到2008年-2015年美国陷入危机，中国则实现了宏观杠杆率翻番，拯救了世界经济，在这个阶段中美是合作的。但是到了2019年以来，美国超大力度刺激经济，中国保持战略定力，中美的战略治理能力竞争就开始出现差异。所以，中美博弈主要是从三个指标看中美宏观治理能力的竞争：一是中国名义GDP占美国名义GDP的比重，二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占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比重，三是中国ROE资产净收益率占美国ROE资产净收益率的比重。

二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1957年美苏技术能力竞争，苏联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上天对美国产生了冲击，对此，美国做了两个决策，一是美国联邦政府推动重大科技创新，比如成立了美国国防部DAPRA、大量联邦政府公共资金投向能源部及国家实验室；二是与前苏联集团全面脱钩。在这场技术能力的竞争中苏联最后输了，但可以看到1980年以来的自由化浪潮后，美国企业为股东权益增加而推动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增加，美国在对缺少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进行反思纠偏。

三是下一步扩大内需的战略。现在需要一揽子政策来解决需求不足，尤其是需要一揽子政策来解决消费不足。对中国来讲，三中全会在扩大内需方面应该如何解决央地、企业和个人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调整问题呢？我认为应该短期发放消费补贴给百姓，中期增加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实现社保改革和中等收入人群倍增，长期扩大消费和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头车。现在讨论的问题是，应该对超长期特别国债加大力度还是大幅提升财政赤字率，我同意后者，以此解决地方缺钱、企业缺钱、老百姓缺钱，经常性收支流动性严重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