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的明显迹象，国际投机者蠢蠢欲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其房地产市场早已出现信贷扩张的巨大泡沫。

即便人们一次次被“灰犀牛”撞倒，但如何识别、预判潜在风险，至今仍是世界性难题。一方面，随着全球xx一体化程度加深，风险的成因日趋复杂，从单一风险源演变为多点关联风险源，风险识别的难度呈几何级增长。以金融危机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金融危机通常只表现为单一形式，比如，60年代的英镑危机是货币危机，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是典型的银行业危机。但进入90年代，金融危机的综合性特征愈发明显，外溢性影响突出。例如，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紧时，世界xx将经历“痛苦”的调整过程：外部市场流动性突然收缩，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降等现象，如果该国的xx基本面不健康，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认识和操作误区频频成为危机的“导火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对市场繁荣有非理性预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投机心理盛行，采取放任自流的xx政策，金融市场监管失效，纵容虚拟xx盲目扩张，等等。

此外，xx周期固有的“复苏—繁荣—衰退—萧条”也值得重视。当前，世界xx依然低迷、复苏道路曲折，我国xx

结构优化调整与转型升级、“房住不炒”定位的进一步明确以及家庭资产配置逻辑发生变化，房地产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缩表、出清，“去金融化”“制造业化”“功能民生化”已逐渐成为行业共识。

治顽疾需用缓药。去年下半年，部分金融机构曾误解监管部门的房企融资政策，加之房企信用风险不断抬升，融资市场曾出现短期、过度的应激反应，大幅收缩信贷资金，一定程度上误伤了部分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甚至造成预期不稳，引发“处置风险的风险”。下一步要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下，积极稳妥处置已暴露风险，同时加强预期引导，进一步提升房地产金融政策的精准度，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加强对长租房市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其三，企业层面滋生的风险日益凸显。

近年来，一些大企业盲目投资，非理性多元化扩张，过度依赖金融杠杆，产业资本过度进入金融行业；部分中小企业借助较宽松的融资环境渡过了难关、避免了被市场淘汰，却掩盖了自身存在的一些经营短板问题，甚至错过了转型机会。当政策收缩、再次面临xx下行压力时，这些企业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偿债压力，甚至形成了大批不良贷款。

以信贷领域的“联保互保”为例。作为一种增信方式，互保、联保曾是银行业广泛使用的“信贷创新”。在xx上行期，多家企业结成担保关系，约定如果一家企业无法偿还贷款，由其余企业共同为其偿债。此举虽方便了企业融资，可一旦遭遇xx下行压力加大，一家问题企业就有可能将多家经营正常的企业拖入偿债泥沼，“火烧连营”引发次生风险，导致风险蔓延。

总结历史经验不难发现，产生风险的直接诱因，除了一部分是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暴露，更多的则是由于偏离主业的盲目投资。一些企业主投资意识很强，在流动性宽裕期间从银行里借来的钱并非全部投入实体xx，有一大部分进入了房地产、矿产、期货等高风险领域。而在担保链、民间借贷等关联性因素扩散放大效应的作用下，一些企业自身资金链本来没有问题，但因卷入担保链出现代偿风险。

这些年，我们经历了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破产重组事件，广大企业愈发认识到、感受到“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这一市场原则的硬约束。但也要看到，认识不等于行动，有行动的意愿不等于有行动的能力，企业进退两难、“饮鸩止渴”的情况也并不少见，风险亦在持续累积。

“祸几始作，当杜其萌；疾证方形，当绝其根。”当前面临的这些重点问题，表面上是盲目野蛮扩张惹的祸，但究

其根本，还是源于在推动发展中没有尊重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也是不同领域各类型风险隐患发生和累积的“原点”，是我们需防范化解的“最大风险”“根本性风险”。

下一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既要切实转变观念，增强风险意识和坚持底线思维，又要有解决具体问题的好办法，制定可行的风险化解方案，还要有长远的眼光，及时预判风险、识别风险、处置风险。在用好制度之力上下功夫，加强法治建设；在压实责任上下功夫，压实地方党政同责，压实金融监管、行业主管、纪检监察等部门责任，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在强化能力建设上下功夫，补齐监管短板，建立一体化风险处置机制，提高跨市场跨行业统筹应对能力总而言之，就是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确保“中国号”巨轮在新时代的航程上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