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空前复杂的情况，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进一步凸显了思想文化力量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整合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能力，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XXX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zy文献出版社20xx年版，第xxx页）这是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略任务。

一、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

XXX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总结国际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XXX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风险失控的重大危害性。他指出，“一个政权的瓦

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XXX极为沉痛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GCD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XXX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深刻阐明了意识形态对于一个政党和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安全在当代中国国家安全中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战略安全意义。

意识形态是人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规范行为方式的价值观系统。这是一个复杂的价值观系统，包括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及其思想、理论、学说、主张等。它既包括国家意识形态，也包括社会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也包括宗教和民族意识形态。由于在所有的意识形态运动中，国家意识形态是对其他意识形态的运动发展最后起作用的因素，因此，在国家安全学的意义上，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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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GCD宣言》中所作的科学预见。XXX在zy政治局集体学习《GCD宣言》时强调指出：“我们重温《GCD宣言》，就是要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头，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把《GCD宣言》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去，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XXX在中共zy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人民日报》20xx年x月xx日）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针对这一情况，XXX在20xx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

“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是面临的‘最大变量’和‘心头之患’，西方政要也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互联网这个战场能否顶得住和打得赢，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XXX：《XXX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zy文献出版社20xx年版，第xx—xx

页）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工作成败的关键。

在现代国家体系中，文化是一个包括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表演艺术和互联网在内的庞大的精神产品生产体系。所有这些文化产品的生产工具和传播手段，可以为任何阶级、任何国家和任何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所用。掌握和利用这些文化生产和传播系统为本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所用，并把它用作开展对他国进行舆论战、信息战、文化冷战等，这是xx世纪以来世界意识形态斗争最显著的特征。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文化是服从与服务于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国家利益的。要使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有利于国家根本利益，就必须把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地缘政治主张，全部贯彻到所有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中去，以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意识形态决定了国家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就成为做好这一工作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