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D百余年，中国共产D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这体现了中国共产D高超的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因而，“中国共产D为什么能”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讨论研究的焦点。对于这一重大问题，当然不能泛泛而论，而应予以全面系统的总结提升，特别是要从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梳理。这是因为，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把“中国共产D为什么能”的道理分析清楚，才能把“中国共产D为什么能”的逻辑阐释透彻。
总结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在哲学的视域中可以将中国共产D的成功之道概括为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自我革命的主体锻造五个方面。其一，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是指中国共产D自成立伊始就以坚定的初心自觉承担起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在价值观上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的制高点，集中体现了D的先进性与信仰的力量。其二，要想有效践行初心使命，D就必须注重把握历史规律。如果对历史规律认识不清，便无法真正认知历史使命，更谈不上对历史使命的切实承担。只有把握历史规律，D才能洞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才能作为积极能动的历史主体，沿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推进使命的实现。就此而言，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要求D通过把握历史规律，在战略上掌握历史主动。其三，要想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D就必须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理论的创新发展。破解问题的过程就是认识或深化认识规律的过程。没有真正的问题意识、没有对问题的有效破解，就不可能形成认识的突破与飞跃，也就不可能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其四，认识世界、创新理论、把握规律固然重要，但并非目的本身，中国共产D作为马克思主义政D注重知行合一，更为强调对理论的实践运用、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对实践的高度重视是D的巨大优势。其五，必须看到，以上四个方面都以中国共产D的有效自我革命为必要前提。一个不能进行有效自我革命的政D，谈不上承担使命、把握规律、创新理论、改造世界。综合以上分析，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自我革命的主体锻造，构成一个相对完整、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的逻辑框架，可以较为系统、深入地阐释与论证“中国共产D为什么能”这一问题。特别是，这五个方面强调的都是原则性、战略性因素，论述的是哲学高度上的能之“道”，而不是具体层面的能之“术”，因而更具有研究意义。
一、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
“中国共产D为什么能”首先体现于中国共产D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自觉承担与践行着自身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D是一个高度强调自身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D。正如D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我们D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自诞生至今，中国共产D承担三重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的更大贡献、实现共产主义，贯穿其中的则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不变初心与价值追求。其中，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D的使命的现实基点，对人类的更大贡献是D的使命的空间拓展，实现共产主义则是D的使命的时间延伸。对于这三重历史使命以及贯穿其中的初心，D的二十大报告都有所论述，如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中国共产D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D，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D”；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D牢记D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民造福是立D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D深沉的价值关怀与价值承诺，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D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既是中国共产D最为深厚、最为靓丽的价值底色，也是中国共产D最为伟大、最为坚固的价值力量，还是“中国共产D为什么能”的价值密码。自觉承担具有神圣与崇高意蕴的初心使命表明，中国共产D的领导不是着眼于选票或单纯执政，不是局限于当前利益、局部利益或具体利益，而是统筹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具体与根本，着眼长远、着眼整体、着眼根本，服务于人民、民族与人类之利益。
作为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D，中国共产D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了自己的初心使命，并以高度的自觉意识致力于对初心使命的践行。观诸D的文献，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刘少奇的《论共产D员的修养》都是对中国共产D初心使命阐发的经典之作。发表于1939年12月的《纪念白求恩》高度评价了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强调“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发表于1944年9月的《为人民服务》高度评价了张思德的人民情怀与牺牲精神，强调“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发表于1945年6月的《愚公移山》高度评价了愚公下定决心、毫不动摇的坚强意志，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被誉为共产D人的“道德经”的《论共产D员的修养》强调：“共产D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D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D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这些论述反映与体现了中国共产D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之所以成功的价值因素，凸显了中国共产D对于人类文明与先进价值观的强大示范与引领作用。D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D的初心使命作了D历史上最为集中、最为系统、最为明确的阐发。在庆祝中国共产D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D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D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始终代表”“从来不代表”的截然两分将D的代表的性质、D的初心使命体现得淋漓尽致。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对于中国共产D具体发挥何种作用呢？总结中国共产D百余年历程可以看到，一方面，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D组织由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使命承担的志虑忠纯者组成，进而淬化、净化D组织，对组织成员发挥有效的动员、组织、激励功能。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使得D员个体能够抛弃一切私心杂念，视为D的事业奋斗为应然。这种应然认同与价值追求所激发出的能量是无穷的，这种无穷的能量就是信仰的力量。另一方面，D员通过自觉践行初心使命，通过示范教育，能够有效地启蒙、引导、组织民众，从而最大程度地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人民群众在与D员的交往互动中，观察到、体会到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情怀与孜孜不倦的使命追求，进而产生对D的高度认同与坚定支持。综合来讲，初心使命之自觉担当使中国共产D在D内外发挥着价值定向、统一认识、凝聚共识、汇集力量，最大程度地激发D员与民众主体性、能动性、积极性之功能。而只有如此同心同德、团结奋斗，D的历史使命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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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则上，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中国共产D继承了列宁创立的民主集中制并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将之作为D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结合。使命的伟大、任务的艰巨、形势的严峻既使得高度民主成为必需，也使得高度集中成为必要。在规范意义上，民主集中制在应该民主的地方高度民主，在应该集中地方的高度集中，是一种无比理想的制度。然而，在现实运行中，民主集中制又充满张力，就此而言，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对其进一步健全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健全完善除了要有效保障D员民主权利、充分发扬D内民主外，还要注重解决好权力集中过度、缺乏制约的问题。其一，必须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中进一步健全民主法治。“民主集中制建设不是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它的沉浮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状况息息相关。当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时，以D内民主为基本前提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就有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大环境，它也必将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上快速前进。”其二，扎实推进改革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增强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的相对自主性与自治能力，借此有效对冲、抵御、减少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其三，健全、规范集中运行的制度机制，保证集体领导与决策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特别是加大对领导班子和组织“一把手”的监督制约。鉴于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努力深化对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在战略上，思想建D与制度治D相结合。思想建D是针对D组织与D员内在的观念认识，制度治D是针对D组织与D员外在的规范约束，两者一内一外形成推进D的自我革命的合力。注重思想建D是中国共产D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D员个体志愿加入D组织，因而必须以D的思想来检视并要求自身，为实现D的使命而不懈奋斗，这就相当于D员个体自觉自愿地与D组织订立了一份使命型契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也正是因为始终注重思想建D，以之统一全D的思想认识、提高全D的思想觉悟，中国共产D才真正做到了理想信念上的无比坚定与无坚不摧。D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不懈地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D的创新理论武装全D是D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D的思想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尤其中国共产D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D，更需要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与惩戒、动员与规范功能。D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完善D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D、依规治D，以D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D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D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
在力量上，政D主体与人民主体相结合。自我革命尽管是针对D自身的，却不能仅仅依靠D本身来完成，而必须要发挥人民与政D两个主体的力量。所谓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这两个主体的关系。一方面，D的自我革命归根到底是为了D更好地承担历史使命，更好地实现为民之初心，D不能偏离初心使命进行自我革命。而人民的外部参与对于政D的自我革命也发挥着相应的刺激、驱动、助力、监督、制约等功能。并且，D的自我革命的效果最终也要由人民来评价。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D而言，仅仅依靠人民的外部参与还无法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之所以如此说，一是因为没有D的有效的自我革命，没有D对于外部参与和监督制约的有效回应，外部的参与就无法转化成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与力量；二是因为中国共产D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D，对于初心使命的宣告是主动的，对于人民的代表角色是自己选择的，有鉴于此，中国共产D就必须做好自己的建设，推进自我革命，从而切实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综合来讲，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而言，对于D的自我革命而言，政D主体与人民主体同样必需。因此，D的二十大报告既强调D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又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在效果上，革除弊病与有效赋能相结合。一方面，D的自我革命当然需要有效革除D自身存在的、影响D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各种积弊，比如D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等。另一方面，D的自我革命同样需要致力于提高D自身攻坚克难、完成使命的能力。针对于此，D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D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D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要想切实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化解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四大危险，D的自我革命就必须实现除弊与赋能的有机结合，非如此不足以承担使命。近年来，D反复强调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其实就是力求达到革除弊病与有效赋能的有机结合。
以上在哲学视域中从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的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D为什么能”。当然，任何理论的总结、概括总是难以全面。特别是随着伟大事业的不断推进，在实现伟大梦想的伟大斗争进程中，中国共产D必将创造与积累更多的成功经验，因而对其在哲学层面的梳理提升也必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就此而言，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探索与尝试，相关的研究具有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