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CD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包含多种类型的隐喻，这些隐喻不仅建构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知，也起到了增强文字美感的修辞效果。梳理意识形态话语中隐喻的主要类型，阐明这些隐喻在结构上的“主导-从属”关系，有利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性，说明它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分析意识形态话语中隐喻的转变，会发现随着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转变，中国GCD有意识地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新的理论总是伴随新的话语，新的实践也要求我们敢于说前人未曾说过的话。因此，透过隐喻分析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有利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维护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话语权。
一、理解中国GCD意识形态话语的隐喻视角
学界在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时普遍更重视“内容”而非“形式”，比如各种意识形态的具体主张、意识形态代表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运行机制等，研究这些“内容”更多是为了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但我们也会发现，意识形态话语中存在着大量的隐喻，仅表达形式来看就比较耐人寻味。
（一）研究现状回顾与评析
学界从隐喻角度出发对意识形态进行的相关研究为深入理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参考，相关方面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也有一定量的成果，梳理主要内容可以分为如下三个类别。
第一类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运用的隐喻。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普遍从语言哲学中的隐喻理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深入阐释，其中最具启发的观点是指出科学论证和修辞并不是对立关系，隐喻作为修辞往往在论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建筑隐喻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的思想基础，尽管这种隐喻会更加突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在不改变隐喻的情况下其实也可以理解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运用“头足倒置”这一隐喻表达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评价，隐喻在哲学性论述中起着构建内容的实质性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的作品中除了有从建筑隐喻出发理解意识形态的观点，还包含“社会大气层”的隐喻，意识形态作为大气层是一种虚体，既有独立存在的领域，也渗透到其他领域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多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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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科学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运用隐喻提升意识形态话语吸引力的根本前提。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修辞立其诚”，还是西方的“辩证法与修辞术之争”，都在讲真理和意见之间的斗争，只有在坚持理论真理性的基础上，修辞才是有意义的。每一种意识形态都会宣布其科学真理性，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本身也很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由此陷入一种循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理论不在于其自我宣称的科学，而在于找到了打破这个循环的切口，即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角度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生产机制，把意识看作是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意识，代表谁的利益是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了认知和修辞的统一，这是中国GCD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够实现理论先进性和修辞吸引力的基础。从认知方面来看，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指出不同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进而确认自身的科学性，认知先于修辞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原则。“尽管科学和意识形态都要借修辞的力量来说服人，但科学所要求的修辞始终服务于揭露真相、发现真理的需要，而意识形态所要求的修辞则往往起掩盖真相、歪曲真理的作用。”基于认知先于修辞的原则，我们能够识别出不同意识形态的立场差异，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更新。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无产阶级政党想要进行革命动员就必须提升自身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如何运用高超的修辞技术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就成为关键问题。中国GCD的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明确的阶级基础，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是中国GCD的章程还是历次党代会报告，都能看到这种阶级基础的明确表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所以，如果说保持理论的先进性更突出意识形态的“真”和“善”，那么创新话语修辞则更强调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实际效能的“美”，只有以“真”和“善”为基础，“美”才具有正当性；只有以“美”的理论掌握群众，才使得“真”和“善”的理论具有现实力量。
提炼和运用具有标识性的隐喻，既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要求，也是对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的满足。就前者来讲，新的理论总是伴随新的隐喻，那些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往往同时包含精妙的修辞，比如孟子关于人性向善的水隐喻、柏拉图关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洞穴隐喻、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蛹隐喻等，这些隐喻既帮助我们理解理论的深刻，也塑造了我们看待相关问题的思维方式。中国GCD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特别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突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只有建构起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真正赋予隐喻以独特的内涵。对此，思想理论工作者要以高度的自觉性，着眼“两个大局”、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维护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就后者来说，意识形态话语的吸引力虽然受很多因素影响，但最外显的因素是修辞。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标识性的概念不仅有逻辑性，还应该有修辞性。我们回顾近些年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流行的理论会发现，以xx《正义论》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哲学中有“无知之幕”的隐喻，xx的软实力理论也是一种隐喻，这些隐喻不仅在学术界盛行，还会广泛流行于公共舆论中，很多人即便没有看过上述作者的原著，也能够随口说出这些隐喻。党的十八大以来，运用隐喻的方式阐述中国GCD的使命任务、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意义等问题，既有理论上的新观点，又遵循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中国梦”“精神之钙”“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等在公众话语中的流行就是鲜明的例证。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GCD意识形态话语中隐喻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三点基本认识。第一，从话语和思想理论的关系来看，中国GCD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意识形态斗争形势确立工作重点。在诸种隐喻中，我们既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能看到中国GCD在有意识地进行话语创新，赋予话语以弹性和活力。第二，从话语和现实的关系来看，中国GCD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中国GCD既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又能够进行广泛有效的动员。无论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还是“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其中都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又反映出中国GCD高超的意识形态工作水平。第三，从话语和时代精神的关系来看，特定的时代产生特定的话语，新的话语也在预示新的现实。无论是在人类政治生活的演进还是在中国GCD一百多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变迁中，我们总能看到，特定的时代精神会反映在那个时代的主导性话语方式上，因此，隐喻可以作为观察历史的指示器。同时，从近年来新的隐喻中也能够预判意识形态话语的走向，随着“以人民为中心”在中国GCD意识形态话语中重要性的日益提升，与之相关的话语修辞也将逐步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