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六个坚持”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放在首位。《决定》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
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根本在于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领导制定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随着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向前推进，我国改革逐渐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系列长期积累的矛盾相互叠加交织，一些新出现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面对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向前推进。
以巨大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越是向纵深推进，触及的利益矛盾越是复杂尖锐，必然会遭遇各种阻力和障碍，每前进一步都不容易。总书记指出：“中国GCD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我们党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不断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GCD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是党能够团结带领人民披荆斩棘、深化改革的根本原因。总书记强调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都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中国GCD始终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增强全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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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健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突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就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新质生产力的定义：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同时，《决定》特别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对于避免各地不顾自身条件和特点、一哄而上导致同质化竞争具有重要意义。而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方面，《决定》明确要求完善五方面的重要制度：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以及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此外，《决定》还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出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更有效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可见，通过这些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基础、最重要的改革要求。
第三，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突出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性。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应对能力不足，新的体系尚未形成，中国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也今非昔比。这种与以往很不相同的国际环境，对我国对外开放体制和参与国际治理提出新要求。我们需要提升适应全球治理并参与和引导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的能力，需要完善我国对外开放体制以更好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需要加快构建有效管理多种国际事务的国内体系与能力，以及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重塑的体制机制。《决定》就此作出部署，强调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等。《决定》要求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些规则涉及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是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和国内体制改革的重要对标。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将落实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要求，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开放，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进一步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同时，切实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和合法权益，进一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在开放共享中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享收益。《决定》还有一个提法值得重视：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优化开放合作环境。今后，我国会有愈来愈多的企业着手拓展国际市场，只有遵循国际通行的合规要求，“走出去”的过程才能顺利和长久。近些年，我国国有企业抓合规建设比较多，还要继续推进和提升水平；各类民营企业要加快提升合规管理能力，尽快为全球化布局发展做好合规制度建设的准备。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6次以改革为重点的“三中全会”。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都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题，都是在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我们党将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说到底，就是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国已有发展成就和未来发展愿景是在一个与时俱进的制度环境中产生的，没有一个不断实践探索、改革创新、具有中国特色并符合治理规律的有效制度和治理体系，就无法支撑起这段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对我国发展成就、改革过程和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学术研究与学理阐释，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也是大有作为的时代课题，我们需要从以下方面加强推进。一是认真学习和从学理角度阐释已有文件精神，促进社会对《决定》提出的改革要求形成共识，齐心协力完成既定目标和任务。二是从更长周期探索中国改革目标和改革任务的演进历程，阐释中国何以做到发展、改革、开放与稳定相统一，支撑了长达40余年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稳定。三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趋势、特点和可能碰到的挑战与问题，前瞻性地提出有学理含量的改革要求和政策建议。四是用中国学术界的独特视角观察和解释世界，努力构建更具一般性、更普遍适用的知识体系，使国外学术界认识到，我国的改革进程不仅要与中国特色相匹配，也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特点相匹配、与国际竞争环境相匹配，使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为国际学术体系中独特而重要的部分。五是研究借鉴现代化建设先行国家的有效经验，充分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和治理经验。现代化是一个整体进程，发展到什么阶段就会面对什么问题，不少问题具有共性，需要我们从自身国情出发，或学习借鉴，或及早防范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