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的根本保障。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正处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着稳改革、促发展、保民生的艰巨任务。如何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怎样进一步提高全面依法治国能力和水平，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保驾护航？本期“强国复兴大家谈”专栏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冯玉军、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院长蒋传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深入解读在法治思想引领下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深刻领会法治思想开辟全面依法治国新境界的强大真理力量。

树立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思想旗帜

《中国社会科学报》：D的十八大以来，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法治思想。您认为法治思想有何重要特征？

冯玉军：法治思想的一大特点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吸收并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在理论层面，法治思想在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基础上注重吸收中华传统法治文化的精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比如我们今天追求的“法安天下，德润民心”就与古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一脉相承，不但有利于老百姓接受，还能够强化人们的法治信仰、法治观念和法治习惯，为法治中国建设夯实重要人文基础，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

在实践层面，法治思想引领建立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法治文化建设体制机制，完善了人民权益保障的文化法治制度与法治文化制度，这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的继承和发展。在法治思想指引下，各地加强了法治专门队伍和法治服务队伍建设，加强了机构建设和经费保障，健全了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同时，依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实现了我国文化法治建设和法治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法治思想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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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在法治思想正式确立之前，政界和学界围绕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已经展开了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比如，中央政法委起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纲要》（草稿）细分了20种理论；中国法学会原D组书记陈冀平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10+N”思想；中国法学会D组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从法治思想的鲜明特征、一般理论、核心思想三个方面阐述了法治思想的理论本质、理论风格和理论意义等。

法治思想的正式确立，推动了法治思想研究的繁荣，并引领法治思想研究向着体系化、纵深化、精细化方向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以法治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已达500余篇，具体包括法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渊源研究，理论体系、内在逻辑与基本特征研究，重大意义研究，原创性贡献研究，部门法学研究，相关专题和延伸性研究等。而以法治思想为指导进行的相关研究更达数千篇之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哲学社会科学界需要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做好法治思想的研究和阐释工作？

冯玉军：在坚持史论结合、知行统一、理实并重的原则下，挖掘提炼法治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对法治思想的历史源流、严谨逻辑和学理、哲理、道理进行深度理论阐释，并以之为指导，从法治中国建设的领导力量、实现本体、政治基础、发展道路、核心价值、路线战略、途径方法、文化优势、依托力量等方面，系统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是深化法治思想研究的主要进路。

理论研究与创新虽然任务繁重，但在这个过程中，法学学者通过艰辛付出，能够不断提升政治站位、拓宽战略视野、夯实理论功底，同时要克服食洋不化、食古不化的弊病，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不断创新法治理论，在借鉴西方法治有益经验的同时，更好地实现中华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终在锤炼本领、成就自身价值的同时，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添砖加瓦。这是一个勇担艰巨理论任务的过程，也是一个特别有挑战性和成就感的过程。新时代的中国法学研究者生逢其时，面向未来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