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在于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的典型事实，提炼出相应的基本问题，以基本问题为导向展开“术语革命”，抽象上升为基本范畴，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结构，进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特征和发展的规律，在道理、学理、哲理的有机统一中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宏观经济治理”，就是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典型事实形成的理论概念和逻辑体系，是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

基于中国经济典型事实提出的“宏观经济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成就，突出表现在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具体来讲，中国经济发展在保持长期强劲增长的同时，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特别是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世纪疫情冲击，中国宏观经济均表现出更强的稳健性和相对更低的波动。在2020年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时，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有独具特色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这一典型事实，为中国经济学展开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探索提供了实践依据，也提出了理论要求。

正是基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上述典型事实，我们从理论上概括提炼出“宏观经济治理”这一基本范畴。这一基本范畴，不仅在概念上区别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调控”，而且在内涵上也不同于西方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实践的“宏观经济治理”，是一个更为丰富完整的体系。

在体系结构上，“宏观经济治理”既包括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还包括整体的宏观经济制度，特别是我国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伴随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宏观经济制度和调控机制也在不断调整，这种调整和变化对宏观经济政策及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产生了极为深刻的积极影响。

在政策工具上，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总量政策，而且包括结构政策，同时还包括改革政策。改革政策已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不仅体现在保障和促进经济长期发展方面，而且体现在维护经济短期运行方面。西方宏观经济理论通常更强调宏观经济的总量政策，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持怀疑态度，特别是诸如产业结构演变和调整等方面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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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国家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作为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目标。通过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等），从宏观上引导各项经济政策，统筹协调各方面经济政策的功能效应，不仅满足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发展的目标要求，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

二是创新和丰富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各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政策体系。新时代以来，货币政策（包括货币数量工具和货币价格工具）、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更为显著，同时，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等各类更加深入体现结构调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展开的各项民生政策、社会政策等不断丰富，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有效性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工具。

三是在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的主要工具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上探索创新，不是简单地选择同时同方向“紧缩”或“扩张”的搭配组合（“双紧”或“双松”），而是根据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调整宏观政策组合结构，尤其强调精准控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力度的差异。比如在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世纪疫情冲击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避免了全面紧缩或全面扩张的宏观政策组合带来的强力冲击，提升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也显著增强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四是在宏观经济治理政策时序上，统筹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在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失衡时，需要政府进行逆周期调节，但若力度过猛则会产生较大负效应，形成巨大的政策调控成本，进而降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提出在逆周期调节的同时引入跨周期调节，目的就在于降低逆周期调节的成本，增强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和政策的可持续性，促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为可持续稳定增长创造政策空间，提高经济发展的均衡性。

五是强调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以“稳”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为“进”提供时间窗口和必要宏观条件，以“进”推动结构升级和深化改革，为“稳”奠定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基础，形成宏观经济治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总量目标与结构目标、发展目标与改革目标等各方面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