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认识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宏观政策框架解读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最终会面临理论上的制约,即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无法有效解释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内涵。
西方经济学的宏观政策框架中,宏观政策是一种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缓解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其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总量性的,不包含结构性政策;政策取向和目标是短期性的,不包含长期政策取向和目标。这一宏观政策框架,与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和周期理论是相联系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忽视了需求的长期影响,把总需求当作短期波动因素,因此其宏观政策把需求管理作为应对经济波动的短期政策,调控时间过于短暂,调控范围过于狭窄,只能应对库存周期和投资周期的需求波动,而对于超长期技术周期引起的需求波动,基本上不能发挥宏观政策的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以需求管理为中心的宏观政策框架,不适应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国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人均收入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变过程中,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结束,经济增速和需求增速会出现阶段性下降,同时经济增长和需求增长相互影响,需求增速下降日益成为经济增速下降的压力。在这个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总需求特别是国内需求的增速下降不是短期性或周期性的,而是阶段性并转变为长期性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发展阶段变化之后的需求增速回落是导致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需求对增长的制约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或者说不是短周期的而是长周期的,需求增速在阶段性回落后,不会再出现周期性回升,而是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中速甚至低速增长阶段。
正确理解、深入把握我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政策,必须突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框架,构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相协调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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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发展格局:政策实施的实践要求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长期发展战略和模式的重大调整转变,这对宏观政策特别是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调控政策和改革政策的结合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增强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意义。
增强了扩大内需政策的重要性和长期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需要持续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提升内需特别是消费的增速和比重,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通过扩大内需政策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作用,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重要基础和长期需要。以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为支撑,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有利于改变过度依靠外需拉动内需的发展模式,更多地通过扩大内需增强对外需的吸引作用,提升参与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增强了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对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更高要求。首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为畅通经济循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质量,突破供给约束的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满足现有需求,引领潜在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其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进一步加强战略重点。主要是适应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提高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需要,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视角和战略重点,更加注重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最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带动其他方面改革。主要是围绕畅通要素流动和市场循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需求侧管理能力和水平,带动有效需求较快增长,促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宏观调控体制机制改革等。
提升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意义。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事关全局的发展战略调整转变,也使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意义明显上升。一是加强了全局性和长期性意义。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两大政策的有机结合需要从经济增长的全局出发,更多运用改革的办法和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既推动国内需求持续扩大又推动供给结构不断优化,促进总供求关系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在这种背景下,统筹两大政策不是短期性任务,而是长期性、持续性的战略需要。二是加强了基础性和综合性意义。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在畅通经济循环和提升循环动力的过程中,加强两大政策的基础性、综合性作用,增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效果。三是加强了促进统筹工作的意义。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运用统筹协调的方法,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基础性统筹政策,有利于带动促进其他统筹政策的安排和实施,如带动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