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一篇名为《躺平即是正义》的网文席卷互联网，使“躺平主义”一跃成为现象级流行语。“躺平主义”以其喜感的调侃方式、动态的叙事风格和悲情的心理构境，一经网络媒介的发酵与传播，迅速拨动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一时间燃爆公共舆论场。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角度来看，“躺平主义”传承了“佛系主义”的“丧文化”基因，但却拥有更加清晰的身份标识和更为明确的实践指向。
“躺平主义”主要关涉“80后”、“90后”两代已经参与社会劳动的青年群体。“躺平主义”者声称他们的实践动机是要对抗社会的高度“内卷化”。所谓“内卷化”如今被泛指社会某些领域的劳动边际效应持续锐减，劳动主体被迫卷入“恶性竞争”和“高度内耗”状态，从而造成“个体‘收益努力比’呈现某种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为此，部分青年人表现出强烈的无力感和挫败感，他们不再积极渴求成功与奋进，而是宁愿主动降低自身欲求，通过贯彻“断舍离”的生活理念和“丧佛躺”的生活方式，使自身实现“超然物外”的生活状态。然而，在工作压力与生活成本双重叠加的现代社会，真正具备“躺平”资格并选择“躺平”生活的青年人毕竟是少数。《**》锐评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声称要躺平的年轻人，总是在黎明被自己设
的闹钟叫醒”。正因如此，“躺平主义”更像是蛰伏于青年人内心深处的一种“镜像人格”，是当代青年在面对社会高度竞争压力之下，能够借此获得情绪宣泄和压力释放的一种标签化、符号化的话语狂欢与文化表征。本文试图在勾勒“躺平主义”群像特征基础上，分析其社会成因，进而提出应对策略。
一、“躺平主义”的群像特征
当前我国社会已经步入新发展阶段，物质生活水平的整体跃升意味着当代年轻人尽管仍需要倚靠劳动来维持生计，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更加期望通过创造性劳动来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更有意义的人生。尤其是对于职场新人来说，他们最初充满着对职场生活的炽热、激情与渴望，社会劳动几乎承载着他们全部的理想、抱负和未来。然而，全力以赴的结果如果是满足感的频频“缺席”，劳动对于劳动者而言便会沦为强制性的、束缚个性发展的铰链，呈现为一种非创造性的劳动形态。“躺平主义”正是当代青年对非创造性劳动表现出的一种消极抵触和软性抵抗。对此，我们可以透过心理表征、价值构境、话语叙事和形象定位等维度加以窥探“躺平主义”的群像特征。
1.心理表征：集体记忆里的“劳动创伤”
心理表征是认知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主要指外界事物在主体心里的主观反映和存在方式。“躺平主义”者的
心理表征主要表现为主体在参与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创伤记忆”。这种“创伤记忆”最初来源于劳动主体所亲历的某些伤害性事件（如工作中的失败经历、同事间的紧张关系、被领导责备等），它们会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主体在认知、情感甚至价值层面的消极反应（如心理疲惫、情绪衰竭、精神焦虑等）。这些消极体验和负面情绪一旦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释放与疏解，就极易在青年人的潜意识里持续累积，最终形成对工作本身（劳动）的负面记忆。“创伤记忆”最初以碎片化和个体化的形式留存在主体心里。由于每个人对创伤的感受和体验不同，个体表达创伤的方式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创伤在个体化的话语叙事中就难以被集体反思而成为一种公共性话语表达。但是，“创伤记忆”一旦借助媒介技术的“言说”与传播，就会以符号表征的形式再现，唤醒人们的深层负面记忆，从而获得集体的情感认同。事实上，“躺平主义”的话语叙事恰恰是由于网络媒体的煽动与渲染，并与部分青年群体的“劳动创伤”记忆形成深度互契，才能够被即时性地转化为一种“集体情绪”和社会话题。
2.价值构境：高度“内卷”下的“劳动无用”
“躺平主义”的价值构境承载着当代青年对社会“内卷化”的不满，对理想与现实之间落差的愤慨，以及对自身无能
为力的无奈。“躺平主义”者声称在社会高度“内卷化”面前，再多努力也是徒劳，唯有“躺平”才是正道。在某种意义上，“年轻人选择躺平，就是选择走向边缘，超脱于加班、升职、挣钱、买房的主流路径之外，用自己的方式消解外在环境对个体的规训”。他们通过“欲望降级”和“消费抑制”来降低自身“难以企及”的价值期待，借助“反消费主义”和“为自己而活”的话语策略来彰显自身“超越凡俗”的价值境界。“躺平主义”者将“内卷化”视为“失败”的根本因由，通过夸大外部环境的制约效应来增强“无论多努力，都不可能成功”的心理暗示，其目的无非是要为自己寻求一份心理慰藉和自我接纳。然而，“躺平主义”对外因的强化，同时也是对主体价值的矮化和对劳动意义的弱化。“躺平主义”者以“躺平不干”和“先躺为敬”的行为表征，预设“拼搏奋斗”的不可能性，消解“勤奋努力”的实践价值，这不仅抹杀了自身作为劳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否定了劳动作为“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的创造可能性，从而展现出“躺平主义”的文化叙事背后所隐匿的“劳动无用”的底层价值逻辑。
3.话语叙事：弱者权利里的“劳动自由”
劳动自由是劳动主体依据个人意愿自主选择劳动的权利。“躺平主义”者声称“躺平”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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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拥有安稳的生活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理应秉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不懈奋斗中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跃迁。******指出：“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惧者。”作为时代红利的享有者，青年人更应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努力成为新时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抱负、有担当的“奋斗一族”。青年人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塑的关键期，塑造理想人格对于积极应对现实挑战至关重要。一是要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价值多元和观念多样的复杂时代经受住腐朽思想的侵蚀与干扰，避免在精神藩篱和思想迷雾中迷失方向。二是要加强劳动教育。青年人要主动学习和自觉践行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形成崇尚劳动和尊重劳动的价值理念。只有克服投机取巧和不劳而获的“懒人思维”，才能在诚实劳动中体验到由创造性劳动所带来的幸福与喜悦。三是要提高抗压能力。要理性看待理想实现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不断提高对抗挫折的承载力和抵御力。只有时刻保持敢为人先、大胆作为、无惧失败的精神状态，才能泰然面对人生际遇中的顺境与逆境。
2.构建劳动本位的发展环境
构建劳动本位的发展环境，就是要让劳动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导向，其根本目的是要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一是要实现正义的劳动分配。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切价值都由劳动创造。因而，社会分配应该以劳动者的劳动贡献作为根本依据。具体而言，一方面，社会的整体分配需要让劳动者获得大部分收益，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的社会分配应处于次要地位。另一方面，按劳分配要依据“差别原则”进行公平分配。这种“差别性”主要体现在既要能够激发劳动者“多劳多得”的主观能动性，也要能够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二是要促进平等的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新时代通过法律手段降低劳动关系的不平等性、捍卫劳动者的“劳动体面”和“劳动尊严”，是提高青年人的劳动参与度和劳动积极性的重要前提。三是要创造人性化的劳动环境。劳动环境是劳动活动展开的基本场所。劳动环境是否具有人性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劳动幸福感。粗陋恶劣的劳动条件、超出负荷的劳动强度和具有压迫性的劳动强制，必然会给劳动者带来痛苦体验。只有通过公平的制度设计、和谐的秩序安排和温情的文化营造，不断提升劳动环境的人性化程度，才能切实提高青年人的劳动质量和幸福指数。
3.培育全面发展的综合能力
劳动能力是劳动者劳动素养的外在表现，也是劳动者实现劳动幸福的具体能力展现。劳动幸福的实现层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劳动能力的高低。一方面，在劳动分工趋于专业化和复杂化的时代背景下，劳动幸福的实现有赖于劳动者能够掌握与自身职业相匹配的专业化的劳动能力。青年人如果拥有专业精湛、技能卓越的劳动能力，具备在某个专业领域不断开拓的创造力、主动性和进取心，他们就更有可能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中收获更多的荣誉感、满足感和获得感。另一方面，劳动幸福也有赖于劳动能力的全面提升。马克思认为，劳动幸福本质上是人的自由本性的不断彰显，是
人的个性和潜能得以全面展露和丰富呈现的过程。一旦青年人长期困滞在狭隘的劳动范围和狭窄的专业环境，他们的身心就可能产生强烈的被压迫感和被剥夺感。因而，要积极引导青年群体走出劳动舒适区，主动参与丰富多彩的劳动体验，通过不断挖掘自身的各项潜能和各种可能性，使自己能够逐渐获得可以凭借个人的兴趣与爱好自主选择、支配和开展不同劳动的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能够不断地将“新的内涵、内容加入到人的规定性之中”，从而使劳动者获得更高层次的劳动自由和劳动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