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治理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网络治理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方面，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修订）》等；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方面，有《中华xx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xx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xx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制度基础。今后在网络立法统筹协调、防控机制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一方面，坚定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具体而言，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xx的工作体系，推动全党全社会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其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网络上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着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做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引领和政治认同培育工作。另一方面，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控体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有发展的规律、趋势和动向，为此需要在识别、预警和防控机制上不断完善。具体而言，完善网络审查制度，针对网络信息进行基本的识别和判断，找出网络空间中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所在。在内容识别的基础上，完善网上信息实时监测与跟踪系统，建立等级评估标准，推进预警系统建设，进而谋划风险防控的有效手段和措施。

其三，创新治理技术，提高专业水准。网络意识形态是与网络技术相伴相生的，网络技术在网络意识形态的产生、演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大力推进网络技术创新，既是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网络霸权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强国内网络治理水平和能力的主观需要。一方面，推动网络核心技术创新发展。要大力发展核心芯片、操作系统等科技发展绕不开的网络基础技术和通用技术；研究非对称性技术、颠覆性技术，赶超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特别是针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神经网络芯片等关系我国产业长远发展的技术，从国家层面超前谋划布局，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争取掌握未来技术垄断新赛场的规则制定权和主导权。在技术发展创新中，尤为注重推动网络信息技术的成果性转化，完善转化体制机制，让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加强网络新媒体技术的使用和规制。利用新媒体技术，尤其是善于利用大数据的思维方法和技术方式，将算法技术应用于新媒体，占据媒体传播和网络舆情监测的制高点。加强对网络虚拟技术的规制，避免网络深度伪造技术带来的“信任衰退危机”效应、算法智能异化产生的“信息茧房”现象，营造和谐信任的网络空间氛围。制定有效的监测、预警、反馈机制，实现对网络舆情的有效跟踪和监控，避免因传统技术手段滞后带来的治理不力现象，从而净化网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