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红岩村并题词“红岩精神永放光芒”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就红岩精神发表了若干重要论述，特别是总书记多次论及红岩精神，强调“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GCD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这为我们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红岩精神的思想渊源提供了理论遵循。红岩精神的形成、锻造、发展既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也离不开思想沃土的滋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建党精神、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红岩精神的论述中探寻红岩精神的文化基因、思想源头、理论支撑，既有利于深化和推进红岩精神研究，又对我们从根源上理解红岩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实践价值，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汇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磅礴伟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红岩精神的文化基因：肇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孕育而成的文明源远流长，其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力量在红岩革命斗争中得以激发、承续、弘扬，成为形塑红岩精神的文化基因。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了红岩精神的文化血脉，绘成了红岩精神的文化底色。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红岩精神的文化血脉。“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在世界观方面，以《周易》《道德经》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天地万物的运行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主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阐发了独具民族韵味的“和合”理念。在国家观层面，中华民族于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其不仅表现为在政治层面上的形式的统一，而且具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国家分裂的深层含义，是爱国主义的本真展现。在价值观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见利不亏其义的道德品质、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淡泊心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目标追求。在人生观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担当、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昂扬斗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人生态度、长风破浪会有时的奋斗意识等。这些经由历史和实践不断确证、传承并历久弥新的思想价值理念逐渐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使“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红岩精神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沃土中，不可能也绝不会脱离这一文化传统而独立存在。一方面，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而成的“文化传统”是红岩精神基因基底的必然构成。与传统文化不同，文化传统一直存在于民族的延续发展之中并为后代所继承和实践，成为一种稳固的民族心理结构。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一种“文化传统”之后，其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文化道德等必定能为红岩精神提供有益养分，作为认知“底色”帮助中国GCD人正确定位、感知、辨识和标志革命年代发生的具体事实。面对全面抗战、和平谈判、解放战争等各种生死考验，凝结于文化传统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国家观等便成为南方局GCD人作出相忍为国、临难不苟、艰苦奋斗等行为选择的根基所在和有力支撑，最终在革命实践中淬炼出了红岩精神。另一方面，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而成的“文化传统”具有历史承袭性，红岩精神就是这种文化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发展。人作为文化、精神的创造主体，必须从已有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料中寻找构筑当代文化的要素。从“凝结”的人物主体来看，红岩精神是南方局GCD人在红岩革命斗争条件下不断继承、改造、发展文化传统的产物。在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的浸润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岩精神彼此映照、相互映衬，确立起一种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动态性的联系，铸就了红岩精神的文化血脉。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绘成红岩精神的文化底色。红岩精神体现了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使命，其形成凝结过程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求依据与根源。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生信仰的追求，绘成红岩精神革命信仰的底色。“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等，表明了追求道，也就是树立人生信仰的重要性，而“有志者，事竟成”“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则用“成事”诠释了人生信仰的积极作用。历经历史长河洗练的信仰追求已经深深融入红岩革命志士的骨血，并在其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实践中转化为革命信仰。革命信仰是红岩精神的本质特征，贯穿红岩革命斗争始终。无论是宏观层面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还是微观层面“誓死不能转变”的态度，都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追求人生信仰的浸染。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家国情怀的提倡，绘成红岩精神爱国情怀的底色。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如岳飞精忠报国、戚继光血战奸倭等，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忧国忘家、捐躯济难的国之本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情怀，“野幕敞琼筵，羌戎贺劳旋”的团结意识。经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家国情怀逐渐沉淀为民族精神的内核，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生命力的源头活水，是激发红岩革命志士不懈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凝结着红岩英烈的光荣传统，绘成了红岩精神中的爱国精髓。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临危受命，于大轰炸中建立机关、在国统区复杂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始终相忍为国、顾全大局，坚决不做有损两党、两军团结的事，用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筑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根基，这皆是根源于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奋发精神的崇扬，绘成红岩精神奋斗精神的底色。从民族延续来看，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历经挫折而不屈，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顽强拼搏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从个人发展来看，中华民族自古便不乏悬梁刺股的人、卧薪尝胆的人，映照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特质，这是红岩革命志士在艰难困苦中仍坚持干事创业、自力更生的内生动力，塑造了奋斗的精神姿态。奋斗是红岩精神的重要基因，标识着红岩革命志士的优良作风。红岩革命志士尽管处于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而著称于世的重庆“染缸”，却依旧不屈不挠地展开斗争。例如，在国民党顽固派实施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用“一套公用的礼服”作为掩护巧妙完成各项任务，将无法使用的铅笔接到毛笔帽上继续完成翻译工作，等等。红岩革命志士在艰难困苦中保持着自强不息的高昂热情是中华民族的奋发精神使然。第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定位，绘成红岩精神伟大气节的底色。一是英勇无畏的气魄，《中庸》释之为勇、知、仁“三达德”。古人追求之勇并非蛮勇，而是在通晓事物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智慧之勇、谋略之勇。二是以义为先的品质。当生与义、利与义不可兼得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舍生而取义”“先义而后利者荣”，强调“临财勿苟得”，见利需思义。三是“涅而不缁”的修养，蕴含着坚持操守与底线、不受恶劣环境影响的浩然正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理想人格特质为南方局革命志士坚定信念不动摇、敢于斗争不屈服、清贫乐道不浮华，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引导。董必武为六角钱写检讨信，卢绪章为党筹集经费高达百余万美元却身着补丁衬衣，等等，他们非但没有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迷失本心，反而淬炼出了高尚气节。概言之，南方局革命志士在革命斗争中始终保持廉洁自律、一心为公等气节，无不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感召。
---此处隐藏6845字，下载后查看---
红岩精神是全面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特殊背景下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自邓颖超题词“红岩精神永放光芒”以来，江泽民、胡锦涛、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不同视角就红岩精神的时代背景、内在本质、历史地位、时代价值等发表若干重要论述，校准了红岩精神的理论脉络和支撑，为我们深入研究红岩精神、揭示红岩精神的本质特征提供了根本遵循。
1.“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提出。“红岩精神”概念的提出经历了较长的理论与实践酝酿时间。1958年11月，原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回到曾经生活与战斗过的红岩村旧居，写下“到底人民胜，红岩不枉居……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的题诗，诗中虽未明确提出“红岩精神”，却深刻阐发了以红岩斗争为主线的革命精神。1961年12月，以革命先烈同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引起巨大反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销售量最大的小说之一。随着小说《红岩》的广泛流传，《中国青年报》聚焦“红岩”这一主题先后刊登了系列文章并在第四版开设了“红岩精神赞”专栏用以宣扬红岩革命先烈的崇高气节和优秀品质。其中，“红岩精神赞”专栏刊发的第三篇文章《昂首与埋头》这样写道，“我赞颂昂首屹立的‘红岩’精神，我也赞扬埋头苦干的‘红岩’精神”。在小说《红岩》的出版与《中国青年报》刊发的系列红岩文章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以受困于渣滓洞、白公馆中的革命志士们不畏艰难、勇于斗争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为内核的“红岩精神”。1980年6月，中共南方局老同志熊复在重游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时回顾了南方局的革命历史，用“红岩精神放光辉，艰难最是创业时”“红岩精神悠且久，八方风雨济同舟”等诗句高度赞扬了南方局GCD人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和衷共济、鞠躬尽瘁的精神。20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成立专门机构收集有关南方局的历史资料，对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展开研究，为红岩精神的理论出场奠定了良好基础。“红岩精神”的正式提出，始于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红岩村写下的“红岩精神永放光芒”题词。邓颖超作为原南方局主要领导人之一，经历了为争取中国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红岩革命岁月，她的题词将客观存在的“红岩革命岁月”冠以“红岩精神”之名，是“红岩精神”形成的理论标识。进一步而言，邓颖超的题词从党和国家层面赋予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源于重庆西北郊的红岩历史文化以“红岩精神”的命名。相较于之前“红岩精神”的种种提法，这一题词饱含着对红岩精神的政治定调，兼具代表性与典型性，推动了“红岩精神”科学命题的形成。邓颖超在题词前后还会见了周恩来的警卫副官以及当年川东地下党的部分同志，与他们进行了深入交流。结合这一历史背景来看，她所题写的“红岩精神”涵盖了中共南方局革命斗争实践中的人格、风范以及川东地下党英勇斗争的精气神，是对红岩精神的概括定性，也是对作为“烈士精神”和作为南方局“革命精神”之争的回应。随即，作为理论形态的“红岩精神”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学习阐释研究“红岩精神”成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之后一段时间，学界推出了《红岩革命故事丛书》《风雨白公馆》等一批普及读物，《红岩精神研究》《红岩精神》等一批学术著作，并聚焦“红岩精神”的内涵、本质等展开持续研究，产出了系列高水平论文，为推动“红岩精神”研究走深走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2.红岩精神的“四方面”概括。1991年4月，江泽民到重庆视察工作，在瞻仰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红岩革命纪念馆时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2002年10月，胡锦涛在重庆考察工作时指出：“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以GCD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江泽民的题词和胡锦涛的讲话，充分肯定了红岩精神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及其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贡献。2002年5月，江泽民再次视察重庆时指出：“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GCD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GCD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关于红岩精神“四方面”概括的重要讲话奠定了深刻阐释红岩精神的理论基调。一方面，江泽民关于红岩精神“四方面”的重要论述，高度凝练了“红岩精神”中最根基、最本质的内核，统摄着“红岩精神”的内涵与外延，为研究“红岩精神”的特征找到了理论切口。换言之，江泽民关于红岩精神“四方面”的概括进一步揭示了红岩精神的本质特征，集中体现在思想境界的崇高性、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人格力量的巨大性、革命正气的浩然性上。另一方面，江泽民关于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明确了红岩精神是中国GCD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的定位，指明了红岩精神之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价值，是对红岩精神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的理论确证。
3.“凝结成红岩精神”的重要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强调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GCD人精神血脉”，围绕红岩精神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2018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驻守8年，高举抗战民主旗帜，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政治民主和抗战胜利以及战后中国光明前途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此过程中培育了伟大的红岩精神。2019年4月，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强调：“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GCD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他要求重庆运用好这些红色资源涵养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使之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21年2月，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构筑起了中国GCD人的精神谱系”。
总书记关于红岩精神的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凝结成红岩精神”的重要论断进一步夯实了红岩精神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不难见出，总书记坚持大历史观与正确党史观，运用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对红岩精神作出了深刻阐释和精辟分析。从红岩精神熔铸于重庆光荣的革命传统入手，指明了红岩精神是中国GCD人在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实践中锤炼而成的崇高革命精神，是孕育于重庆大地的重大精神成果；从中共中央南方局同反动势力的斗争、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渣滓洞、白公馆革命志士英勇斗争的历史视角，明确了红岩精神经过了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以及这两个时期中的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革命实践、1945年8月重庆谈判、1949年11月渣滓洞、白公馆革命烈士的英勇斗争三个阶段；从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以及江竹筠、王朴等GCD人开展的创造性工作的回顾，阐明了“凝结成红岩精神”的人物主体，为进一步把握红岩精神导航定向；从“信仰坚定、不怕牺牲的赵世炎”“英勇善战、屡建功绩的王良”等对红岩革命斗争的历史事件、重要人物、艰难岁月的阐述，揭示了红岩精神的本真内涵，为更加精确提炼红岩精神提供了科学着力点；从红岩精神与中国GCD人精神谱系的宏观整体视域，阐发了红岩精神的方位以及理论价值，肯定了红岩精神作为中国GCD百年艰苦奋斗的精神标识在中国GCD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与此同时，总书记关于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也为当前深化红岩精神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与时俱进推动红岩精神研究，把握其思想渊源和科学内涵，务必深刻理解总书记关于红岩精神重要论述的总体精神，深入阐释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关键论断，将红岩精神涉及的人物、事件、会议等要素，置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运用观察历史和社会的思维方式、理论视野和科学方法加以考量和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