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绵延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中，中华民族孕育了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经济思想，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提出了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创见，并形成了一系列系统的经济政策，对古代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当然，由于历史局限性，客观上也存在不足。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基准，对传统经济思想加以系统梳理和甄选扬弃。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全面辩证地整理传统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求我们秉持科学实践观，依照社会实践决定经济思想、经济思想反作用于社会实践的逻辑，将传统经济思想与古代历史演变相结合，在搜集、甄别、破译庞大复杂的中外史料中，积极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时间跨度，力求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去“复原”传统经济思想的原貌与本义。换言之，一方面将古籍文本置于古代经济实践的历史语境中予以分析，梳理并阐释文本所蕴含的经济概念、范畴、命题等知识要素；另一方面，为把握传统经济思想的本质与规律，从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角度对分散的经济思想元素加以高度综合与系统凝练，揭示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分期、核心议题、谱系层次、范畴关联、生成机制、突出特征、原创贡献、民族表达、世界影响、历史局限等，并构建传统经济思想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思想体系，形成清晰直观的经济思想“基因库”。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求我们辩证看待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与局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合理评价其光辉成就，对与当代文化相贯通、相适应的传统经济智慧、思想精华、理性思辨加以重点分析介绍；又关注其历史局限，克服价值追求落后、逻辑推理薄弱、思想内涵不纯等负面影响。

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实践品格、开放精神、生态观，对传统经济思想予以重点转化。既要全面认识传统经济思想，也要善于提炼、阐发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相契合的经济观点。譬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可挖掘“民为邦本”“富民”“养民”等富有传统色彩的民本经济观，在识别其作为维护王朝统治工具的本质下，揭示并汲取其客观上有助于改善民众生活境遇的合理成分。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可整理出“革故鼎新”“经世致用”等历代经济实践与经济改革思想，总结大一统王朝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思想借鉴。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特征，可梳理出“以和为贵”“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等经济思想及哲学思维，继承其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精神特质。聚焦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可整理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与”“以时禁发”等生态经济思想，剖析其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内涵，为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有益借鉴。

以中国具体实际为逻辑起点，赋予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时代精神

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通过回应时代重大关切，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在探索面向未来的经济理论和制度创新进程中，返本开新，才能激发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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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滋养作用。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的道德伦理、和合思维、天下情怀等优秀成分，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有助于打破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的迷思，跳出以资本为中心、对外扩张、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思维窠臼。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了“天下为公”“见利思义”“协和万邦”等传统经济思想精髓，并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将愿景转化为伟大实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对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积极响应。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可借鉴老子《道德经》和司马迁“善因论”中高度重视民生、尊重客观规律、强调制度约束等观点，通过优化宏观治理的目标体系、完善政策工具、提升政策协调性等方式，不断推进和拓展宏观经济治理理论，超越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典范和样本。

以跨文化交流为重要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国际对话

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理化阐释不是自说自话，需要走向世界舞台，赢得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可。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研究全球文化传播规律，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对外传播与国际对话。

一是总结传统经济思想海外传播的历史经验，提升跨文化阐释的效度。中外文化所依赖的生活环境、民族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层面有着显著不同，机械的、不恰当的跨文化阐释不仅难以展现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精华，还可能引发海外受众的误解与排斥，形成“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实际上，中华传统经济思想在海外曾被广泛传播、阐释和学习，对法国重农学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等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并在日本管理模式建构、美国罗斯福新政农业立法和宏观经济稳定中起到积极借鉴作用。这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总结宝贵经验，进而深化中外融通的学术表达与大众传播。比如，17、18世纪欧洲刮起一股强劲的中国文化热，大量典籍被精通中西文化的传教士翻译传播，对法国重农学派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起到催化作用。谈敏在《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中指出：“在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体系中，来自中国渊源的思想要素，几乎渗透到这个学说体系的各个方面。”被誉为“欧洲的孔子”的重农学派领袖魁奈，所提出的诸多经济概念带有浓重中国色彩。又如，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农业遭受重大打击。为应对危机，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充分借鉴中国古代常平仓制度思想和王安石的青苗法、市易法等经济改革思想，于1933年和1938年推出两部农业改革法案《农业调整法》，制定了一系列农业政策，建立了美国永久的现代常平仓制度，为美国彻底战胜大萧条奠定了坚实的农业基础。华莱士访华时曾明确指出“我接任农业部长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敦促国会通过立法，把中国古代农业政治家的实践——‘常平仓’引入美国农业立法中”，并表示自己从留美博士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中得到了“常平仓”这一术语。再如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企业家逐步塑造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管理模式，其中除了吸收西方科学管理思想之外，同时阐释和融合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推崇物质利益和伦理道德并重的儒家经济思想，在“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下，倡导推广了“论语加算盘”的经营模式，造就和影响了相当一批日本企业家。日本学者村山孚也指出，“日本式管理诀窍恰恰是擅于‘激励’。而在这种诀窍中有不少是渊源于中国的古典思想的”，并充分地体现在经营、组织、用人、战略等管理理念的诸多方面。

二是推动文明互鉴，更好地彰显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世界意义。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为此，一是必须坚持中外比较，深层解读中外经济思想的差异。以开阔的视野，充分认识中外异同，进而真正把握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及理论，乃至创造出新的知识要素。比如，费孝通基于对宗法、公私、群己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洞察，借助西方“团体格局”的比照，进而提炼出“差序格局”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用以表示中国传统社会亲疏有序的关系格局，被经济学界广泛应用于非正式制度、家族企业治理等研究领域中；万明在梳理中外经济思想与经济实践基础上，提出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命题，反映了中国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论证了晚明有着走向世界的强劲内生动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了全球经济体系的构建中。二是需要更好地走向世界，为全球提供思想资源。加强提炼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世界意义，精准把握海外受众诉求，创新叙述方式，拓宽传播渠道，采用鲜活多样的视听形式，生动立体地呈现中国智慧，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三是应广泛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经济思想，以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善于从实际出发，在坚持自身特质下，批判地学习和借鉴外来经济思想和经济实践中的有益成分。如中古中国借鉴了佛教东传带来的金融思想与实践，形成了最早依靠社会财富放贷的寺院金融，其中质押、抵押等降低风险的技术和超越血缘、地缘建立信用的做法，被钱庄、票号等后来的金融机构所继承，对推进后世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