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D成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倡导清廉，对D员的廉洁方面提出专门要求，如果违反就要被坚决清除出D的队伍。北伐战争期间，随着D员队伍的迅速壮大，D内一些不正之风有所滋长。为此，1926年8月D中央向全D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要求对D员进行审查，混入革命队伍投机的腐败分子一经发现，务必“洗刷出D”，为纯洁D的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非常注重廉洁纪律建设，严惩腐败分子。1932年5月，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公审判处叶坪村苏维埃政府原主席谢步升死刑，打响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反腐败的第一枪。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中华》报发表了、项英关于反腐败的训令和指示，要求对D内人员贪污公款、浪费公款等腐败行为，按照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的惩罚。1932年2月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贪污分子、包庇贪污和官僚主义者被法庭制裁、受到各种处分的就有46人。
从中央苏区转移到延安后，D中央对于一切假公济私、耍私情的工作人员，不论职务多高、功劳多大、D龄多长，都“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或切实的纠正”。陕甘宁边区一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利用职务之便贪污3050元，被依法处以死刑。《解放日报》发文指出：“在‘廉洁’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改革开放后，腐败问题出现了新的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深刻指出，对于腐败和犯罪，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D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为纠正D内不正之风，中央纪委以打击走私、套汇、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重点，严厉惩治腐败行为和特权现象。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深入，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也侵入D内生活，针对以权谋私、徇私舞弊、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D中央加大反腐斗争力度，严厉查处成克杰、胡长清等大案要案，有力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
D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以重拳反腐为全面从严治D破局，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D的自我革命，坚决纠治“四风”，以猛药去疴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惩治腐败，严肃查处一大批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再次宣示反腐倡廉的立场、决心，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保证了D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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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尤其是D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廉洁纪律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强调，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D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在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坚强领导下，全D上下深入开展D性D风D纪教育，传承D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D员崇高理想追求，引导形成“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的价值观；倡导领导干部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督促领导干部从严管好亲属子女；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所有这些，为推进全面从严治D向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完善法规制度夯实纪律根基
100多年来，我们D注重通过完善法规制度，为推动廉洁纪律建设夯实根基。D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D第一个纲领》指出：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二大D章也指出：“本D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这些规定表明，D中央加强对经费收支的管控，从制度上避免出现D组织或个人随意使用D的经费的现象。1923年4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颁布《经济委员会简章》，规定一切经济出入和账簿经由审查部审查，并公开账本接受俱乐部人员监督。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政府十分重视制度反腐，以确保苏区干部廉洁自律。1933年12月，中央苏区发布《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为贪污浪费行为制定具体的量刑标准。这是D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反腐法令，奠定了D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法规基础。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多部关于惩治腐败、保证干部清廉的制度法规。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了以贪污论罪的10种行为和4个处罚量刑标准。其中将克扣截留财物、挪用公款、虚报账目、浪费公物等均列为贪污犯罪行为；对贪污数目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后，又陆续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交代条例》，进一步明确了贪腐行为、惩处原则、惩处依据、惩处标准等，为加强廉洁建设提供了制度依据。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D的十八大以来，D中央统筹推进反腐败D内法规和国家立法一体化建设，有序推进依规治D与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D，修订、出台《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中国共产D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D纪律处分条例》等，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逐步构建起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法规制度体系，为新时代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