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作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主要任务，并且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主要任务中都有相关的内容，形成了在新的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清晰发展谱系。
一、深刻认识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深化全面改革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优化科技创新生态、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量子科技等重大技术突破能够带来生产方式的全新变化和生产效率的巨大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在一些前沿领域进入并跑、领跑阶段。但“从0到1”原始创新能力不够强，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科技投入产出效率不高、成果转化通道不畅。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科技体制方面的因素，如科技创新组织方式不适应科学问题多领域融合、多学科交叉的新趋势；支持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科技研发投入机制不完善；等等。只有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联动推进教育机制、人才机制全面创新，才能构建符合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国家创新体系，充分挖掘科技人才创新活力潜能，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激发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创新动能。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畅通要素流动渠道、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生产要素是生产函数的投入，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直接影响生产函数的产出效率。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的自主高效流动、精准适配与优化组合，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部门特别是制造业流动，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通过提升要素流动便利度和配置灵活性，有效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生产力的大飞跃。同时，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和流动障碍，数据、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造成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生产力发展没有完全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最前沿。只有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让无效、低效和错位配置的要素尽快流向优质高效的领域和区域，才能让各类要素活力竞相迸发，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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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明确提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等战略举措，吹响了在新的发展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集结号。
(一)完善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总书记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尽管这些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2023年已达到13%以上，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诸如关键核心技术比较薄弱、产业发展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高端人才缺乏等问题，亟需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构建科学合理治理体系，除了继续着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生态化发展、优化产业区域布局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外，需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以体制机制创新激发人才这个“第一资源”的创新创业活力，以体制机制变革推动资金、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与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体制机制完善来激发企业的内在动能，创造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不断壮大新兴产业。
(二)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体系中最具先导性、原创性、颠覆性的创新产业形态，包括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信息、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新行业门类。在当前未来产业发展中，我国创新型企业的主体作用还不突出，“头部”企业带动作用不强，尚未形成未来产业有序发展的势头。而标志性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不升反降，2023年我国新增加15家，不到美国179家的1/10，比2022年的40家大幅下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力普遍偏弱，这些问题亟待通过形成扶持企业成长的良好产业生态来纾解。未来产业发展是由前沿技术创新驱动的“量变-质变-裂变”，所带来的“可能性-现实性-颠覆性”的演化特点，需要走出引导传统产业发展“思维定势”，按照“头部”企业、“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特点，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因地制宜，深化改革，给三类企业发展壮大提供更多空间。
(三)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和途径。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传统产业的优势显而易见。但也要看到，我国传统产业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精”、一些关键技术被“卡脖子”、部分领域“产能冗余”等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使传统产业所蕴含的新质生产力有效释放。《决定》提出：“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意味着将通过制度约束和标准引领的方式，促进技术改造、消费提质和循环畅通，淘汰落后的产能，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生产力。“以数智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意味着数智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以数智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数字化车间”“智能车间”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体现。从体制机制看，需要加快推动数智技术在传统产业的产业化应用示范。“支持用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意味着要加强加快绿色技术在传统产业的推广应用，全方位、全过程发展绿色生产力。
(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总书记强调，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从而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整体性制度框架，使之共同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方面，《决定》指出，要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推进学科建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范围，进一步推动教育评价改革，在培养急需人才、引导创新方向等方面赋能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决定》指出，要打造科学高效的科技计划管理体系，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协同推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决定》指出，要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人才基石。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列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以及之后，以高校、科学院所为主体的“国家实验室”转向企业为主体的“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完成，表明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走向新的阶段。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组建创新联合体，打破了“闭门造车”带来的生产力转换的困难，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动力，这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变革创新组织、造就创新人才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