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给予全社会一个全新的标识性概念。2023年9月7日，总书记在哈尔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9月8日，总书记在听取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从理论逻辑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立足东北地区转型发展的紧迫性，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实践逻辑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这是科技创新命题，也是社会组织与体制改革命题。现阶段，我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一、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总书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于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基于构成要素的发展，生产力总是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能级演化当中。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实质上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范畴。必须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考察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解蔽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本质要义，剖析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互动逻辑，进而寻找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何以可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何以必要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何以可为的体系化、系统化理论支撑。
生产力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基石。从本质上看，生产力概念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具有一致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工资”部分指出，“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在“私有财产的关系”部分指出，“土地所有者———无所事事的、只会碍事的粮食投机商———则抬高人民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两处所讲的“生产力”仅是泛指社会财富的生产能力。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o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可以分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和“工业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两个方面。这是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对如何界定生产力内涵作出的初步探讨。在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是双重关系的表现，“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在此双重关系中，“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GCD宣言》中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指出“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立足劳动二重性的视阈，将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的物质载体来研究，指出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会形成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这表现为生产力；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指生产关系。生产力是在生产方式的统摄下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存在。
生产力是由多要素构成、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系统，可以称为生产力系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可见，生产力系统是由劳动者、生产资料、科学技术知识和组织管理方式四大要素共同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又相互区别。这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实践的主体，是生产力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资料是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一切物质条件，主要包括劳动对象和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工具。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系统中的实体性要素，是其他要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物质承担者。科学技术知识是劳动者对生产实践运行规律的认识结果，其反过来规定着生产实践的进行方式。组织管理方式是生产实践中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方法。如《资本论》中提到的分工、简单协作和机器大生产等作业方式。科学技术知识和组织管理方式是生产力系统中的渗透性因素，通过改善实体性因素的质或它们之间的联系状态而发挥作用。总的来说，劳动者通过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能够发明和改进生产资料，发现和创造科学技术，创新联系方式与组织管理方式，并由他们使用来完成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增长及其功能发挥内含并体现着特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知识的飞速发展及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能够提高生产力系统中劳动者、生产资料和联系方式与组织管理方式的实际水平。组织管理方式的专业化和有效性，通过规范并调整生产经营主体的形成和发展，能够提高和改进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作用的发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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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深化生产关系变革
一是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体制机制创新。教育、科技和人才共同构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要整体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以教育优先发展为原则，推动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并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奠定基础。要着力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突出高精尖导向，培养造就适应国家战略需要、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拔尖人才和紧缺人才。要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培养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要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并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动力。要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更好地把科技力量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以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为目的，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并为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供支撑。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打好“引才、育才、用才”组合拳，深层助推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要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急科技攻关中“挑大梁”“当主角”，进一步激发其创新创造活力。
二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尊重产业发展规律，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能够更多地释放新质生产力。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日臻成熟、已经兴起，正处于扩张期。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市场前景、投资需求、资源条件、关键技术、研发制造能力和产业生态等。因此，必须聚焦上述因素，系统性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具体来说，要制定并完善有助于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则制度，鼓励地方政府设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项资金计划，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创新构建科技支持政策体系，规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秩序、预防其无序竞争，从而延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条，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附加值。未来产业尚处于萌芽或孕育阶段，产业成长不确定性更大，培育周期也更长。因此，必须前瞻部署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要重点聚焦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和未来空间等领域及其细分领域，确定未来产业的关键技术清单、重点服务领域，打造未来产业的策源高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共同制定发展未来产业的行动方案，国家要前瞻性设计发展未来产业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各地区要结合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从优势产业特别是龙头企业中筛选、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未来产业，并因地制宜为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要重点围绕原创成果突破、产业梯度共进、创新伙伴协同、应用场景建设、科技金融赋能和创新人才聚集等方面，出台发展未来产业的配套措施，构建发展未来产业的创新创业生态，提升未来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三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要创新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生产力实现突破性发展和跨越式进步。所谓新型举国体制，并不是遵循单一的政府逻辑、市场逻辑或社会逻辑，而是坚持三者的有机整合。新型举国体制能否高效运行，关键在于要围绕如何实现科技创新建立国家科技宏观决策与咨询机制；围绕何以实现科技创新，建立跨领域、跨部门和跨区域“资源—统筹”机制，特别是健全多元化、多层次和多渠道投融资机制；围绕何“人”实现科技创新，建设高质量创新联合体，并为之探索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基于这个行动逻辑，我国已通过设立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的方式，有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之于原始创新的主导作用。从历史经验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开展“曼哈顿工程”“雷达工程”等大型科研项目，形成高效的现代科研组织体系，研制出大批战略武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组织实施大规模协同攻关，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新时代以来，由国防科工局牵头组织实施探月工程重大专项等，发挥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的制度优势，一定时限内在贡献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对此，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与之适应的组织结构、沟通方式、竞争机制和激励方式等长效机制，从而一体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开放创新。与此同时，我国已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探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之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承接作用。针对量子信息、星际探测以及涉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在内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发挥需求明确、导向清晰、参与面广和效率更高的制度优势，引导更多掌握核心技术、具备攻关能力的创新人才和领军团队积极参与，初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对此，要进一步建立与健全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励保障和服务监管等长效机制，加快构建起、维护好支撑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良好生态环境。
四是优化营商环境。要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等四个方面切入，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并健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准入机制，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建立新型监管机制，以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适宜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保障，特别是法治环境保障。这其中，国有企业不仅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还要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从而主动探索创新化发展路径，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力，加快落实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深化功能性改革。国有企业要推进颠覆式创新，布局探索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高投资和创新的有效性，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围绕价值创造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国有企业要完善创新机制，优化创新模式，强化创新激励与容错机制，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民营企业具有机制灵活、市场敏感度高、反应速度快和决策链条短等优势，不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集成创新，快速释放新质生产力，而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跟随创新，迅速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商品化。但民营企业通常以获得利润为根本经营目标，因而难以承受原始创新过程中“试错”带来的高风险。对此，要强化对民营企业创新的风险投资等金融支持，推动科技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支持民营企业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技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科技资源和应用场景向民营企业开放，推动民营经济的产业政策从选择性、特惠性向普惠性转变，破除制约民营经济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各类制度型障碍。
五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生产力跃迁和现代化推进，必然伴随着深刻的经济变革、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正如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齐波拉（ＣａｒｌｏＭ．Ｃｉｐｏｌｌａ）指出的，“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与之相适应，也必然会造成社会成员私有财产的剧烈膨胀、政治地位的急剧攀升和社会身份的深刻变革。从衍生弊端的一侧发展链看，会导致权力寻租、贪污腐败和政商勾结等现象纷沓而至；反过来，又会造成改革停顿、市场失灵和经济停滞等问题接踵而至，最终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可见，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为之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从根本上看，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利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可以提升经济效率，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发展方式，改善经济结构和完善市场体制，进一步排除、克服和革掉发展生产力的阻力、束缚和桎梏。最核心地，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进一步引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腐败行为对公共财产的掠夺，会造成对人民权力和利益的严重侵害，违背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正气充盈、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和环境，可以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人才在新质生产力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一般意义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利于国有企业推动公司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发挥公有制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压舱石”作用；有利于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激发市场创新的内生动力，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