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保护好文物和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我国历史悠久，是举世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也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国，拥有丰富而宝贵的文物资源。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文物的“衰老”不可逆转，这也是难以改变的自然规律。当前，随着国家和社会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发展，民众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文物保护与修复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涉及考古、文化、价值认知、科学技术的复杂任务，要做好文物保护修复，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好文物保护修复人才的培养。

我国在文物保护修复方面的探索起步较晚，历经多年不懈努力，最终实现了由看守式保护、抢救性保护，再到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并重的转变，文物保护科技得到长足发展。但在文物保护修复队伍建设方面，仍存在文物保护修复学科体系尚未形成、高水平文物保护修复人才紧缺等问题。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修复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以及对文物保护修复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增大，必须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修复队伍建设和技能型人才培养。结合我国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现状，当下文物保护修复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难点。

一是文物种类繁多，保存年代久远。我国文物数量巨大、种类多样，既有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等大型不可移动文物，也有纺织品、纸质、金属、陶制彩绘等可移动文物。据统计，70%以上的不可移动文物和三分之一的珍贵可移动文物都存在各类病害。不同类型的文物，其材质、营造技艺及病害类型存在很大差异，即便是同种类型的文物也因保存环境的不同或其他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病害类型和发育程度。因此，文物保护修复人员必须具备较为专业的基础知识、审美能力、价值认知能力和高超的修复技艺。相对于现在工程而言，文物的寿命很难给出一个期限，对于已经存在几千年或几百年的文物而言，了解它的前世今生、预测未来保存期限极具难度，文物保护强调要做到万无一失，但实际要做到这一点难度非常大。

二是文物修复周期长。大多数的文物材质都比较脆弱，价值珍贵，且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因此，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和其他工种不同，往往工作周期较长且工作内容较为枯燥，对修复人员的耐心和技能极具考验。而且，很多不可移动文物，如石窟寺，常保存于人迹罕至的地方，区域环境较为恶劣，对文物保护人员的身心健康也有较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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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文物保护需多学科交叉。文物保护修复除了传统的修复手法外，必须借助科学的技术手段。而科学的保护修复首先需要开展全面的价值评估，然后对文物病害分布及发育程度进行调查，其次结合文物病害类型和发育情况开展科学有效的保护，最后对文物修复成果进行长期的监测和评估。整个保护修复过程包含文物价值的阐释、传统工艺科学认知、病害机理揭示、保护修复材料研发、修复技术与装备研发等。而这些工作往往涉及考古、化学、物理、生物、地球科学、环境、材料和计算机等100余门学科，呈现出典型的交叉学科特点。因此，文物保护修复人才的培养不能只以某个单一学科为抓手，必须充分考虑文物保护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充分学习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才能实现对文物科学有效的保护。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意味着文物保护修复人员必须付出比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员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时间去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这对文物保护修复人才的培养造成很大的困难。

四是文物保护理念和标准不具体。文物保护修复和其他学科相比具有起步较晚、发展时间短等特点。这一特点也造成当前关于文物保护修复的很多理论体系并不健全、标准尚不明确，仍旧处于长期探索的阶段。尽管有很多的指导性文件和规定，并且在实践中也逐步总结出不改变原状、最小干预、可识别、可逆性等保护修复原则，但这些文件和原则都只具有指导性，而没有具体的量化指标。因此，不同的保护修复人员对文物保护修复理念有不同的理解。具体到一件文物的修复过程中，究竟修复到什么程度？残缺部位是否修补？修补部位是否做旧？修复材料的有效性应该保持多久？这些都尚未形成具体的指标，往往需要在对文物本身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具有极高认识的基础上具体把握。这给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同时也对文物保护修复人员的培养提出极高的要求。

五是文物保护修复实践性强。所有的保护修复理念和科学技术，最终都将用于实践。因此，文物保护修复人员的培养不能只局限于课堂上的理论学习，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完善理论。一个好的技能型人才，没有10年左右的历练是不可能具备较好的修复技术的。

总之，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而人才培养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这项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持续投入，不断健全完善文物保护修复学科体系建设，提升文物保护科技水平，加强保护修复人才培养，如此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珍贵而丰富的各类文化遗产。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