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新时代以来政界、学界和社会各界共识度较高以及使用频率较高的政治术语之一，但由于学界对其探讨尚不充分，使其成为一个“被使用”远胜于“被理解”的政治术语。这也就引出了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当我们在谈论制度优势问题时，究竟在谈论什么？而“谈论什么”从根本上要求阐释好“是什么”的问题。因而，全方位、深层次探究“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内涵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一词的使用考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早期中共领导人虽未直接使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一词，但通过革命实践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肯定。具体来说：一是通过学习借鉴苏维埃制度来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是通过明确革命前途来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是通过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封建制度的对比来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文献中，“制度优越性”和“制度优势”往往被共同使用，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使用“优越性”一词来论述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分别使用“优越性”“优势”“好”等词语来分析社会主义制度。显然，“优越性”“优势”“好”等词语在肯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方面发挥了同样的功能。新时代以来，“优越性”与“优势”词语仍然在被使用，但随着先后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就“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出“四个主要优势”、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13个显著优势”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便成为一个共识概念。从语义上来讲，“优越性”与“优势”基本一致，但从具体用法上来讲，“优越性”更强调从形态层面来理解制度，而“优势”更强调从效能层面来理解制度，这不仅拓展了制度优势的内涵和外延，而且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价值。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内涵界定。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学界或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一概念直接拿来使用，或者从“中国特色”“治理效能”“比较优势”“影响效力”等宏观层面来阐述制度优势，致使概念界定问题不尽如人意。可以说，既有研究已经为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内涵指明了方向，但亟须对其进行较为系统、深刻的阐释。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术语使用、当前学界相关概念的考察及其内涵、外延的分析，可将其概念界定如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活动中形成而又经过实践检验的一种内在优势与比较优势，是制度理念、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运行等各个环节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文化基因、制度遗产、文明成果等多种优势元素重组配置的产物，是国家软实力和国家形象提升的制度表达，集中体现了理论优势、价值优势和实践优势的内在统一，体现了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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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成属性：中国性和世界性相统一。中国制度是扎根于中国土壤而形成的制度体系，其在崛起过程中不仅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且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性”和“世界性”。一方面，制度优势具有中国性。“中国性”是指制度优势在渐进凸显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底色和中国特色。“中国性”不同于“中国化”，如果说“中国化”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扎根中国的话，那么，“中国性”则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何以成其所是的中国基因，就二者关系而言，“中国化”的过程产生了“中国性”，而“中国性”又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化”。可以说，中国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被“中国性”因素所影响，无论是领导人的思维，还是人民群众根深蒂固的家国理念，无不浸染着“中国性”底色。另一方面，制度优势具有世界性。“世界性”是指制度优势在渐进凸显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从哲学意义上讲，“世界性”与“中国性”互为对应关系。事实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初衷并非为了创造新的制度文明形态，而是为了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问题，但给人类社会带来震撼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其附加值也随之彰显，不仅凸显了制度优势，还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制度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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