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文化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维度，是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延续的核心基石。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精神层面的构造，文化构建的内在结构表现出主体性、多样性和主导性相统一的自觉状态，呈现出物质、政治和精神三个层次，对以物质生产为经济基础的共同体具有统摄功能、超越功能和再生产功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为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拓展了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渠道，有利于在尊重不同文化差异基础上发掘共同的价值目标，有利于在多维度的人文合作中增进不同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通过推动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扶持，不断开拓促进世界文明共同繁荣的交流空间，塑造全新的世界文明体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共识的达成。
一、内涵：主体性、多样性和主导性的融合
文化构建是一项富有弹性且较为隐性的工程。从历时态的视角来看，文化构建体现为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接轨与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目的在于实现传统文化的现实化和时代化；从共时态的视角来看，文化构建体现为本国文化在面临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应对和发展，在传承国内传统文化与迎接外来文明冲击的理论交错中，在多元文化交互并存的基础上以文化互鉴替代文明冲突，指明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在多元国家文化形态进步的共同诉求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展现为主体性、多样性和主导性相统一的自觉状态。
文化主体性是传承本国文化、延续民族精神和融入世界文明舞台的理论前提，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程度，是展现民族文化自信心强弱的标志之一。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吸收借鉴前人关于文化构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主体性”概念，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体现了文化构建过程与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统一。所谓“自主的适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通过挖掘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契合要素，以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将文化的共通因素融入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主题中，依据自身的基础实现文化构建。第二，当本国文化无法找到与现代性相契合的要素时，则需要在应对冲击与挑战中以互通互鉴的文化交流理念主动学习外来文化的资源优势，在互动中批判性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以实现重建。然而，文化主体性体现为主动或被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其首要前提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与坚守文化根基是文化构建统一过程的两个渐行渐盛的方面，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对其文化秉持自觉与自信的态度，才能扎根自身生长的文化沃土以守护其在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性地位，从而真正实现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文化主体性首先表现为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主体性是民族复兴的根基。”中国文化通过不断开放和完善交流机制以优化自身文化的建构方式，能够自觉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在此过程中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和自信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定性，深刻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关联，准确定位二者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深刻领会和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确立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意识和主体自觉，体现出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与执着坚守。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高度肯定。在新时代，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出了贯通古今、博采中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文化自信的高度体现，也是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成果。文化主体性其次表现为面临外来文化冲击时的自觉状态和主动意识。这种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实质上是对自身文化的反省，“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中国文化总体上处于一种传统文化衰微，外来文化不断冲击，伴随工业社会滋生的新文化因素有待整理和调整的文化重建状态”。近代中国因遭受西方野蛮侵略而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醒悟，从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拿来主义”，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兼收并蓄”，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在时代转型的过程中几经浮沉、艰难前行。这一过程既是中国文化积极寻求与西方现代文化对话的机遇，更是在文明对话中汲取西方现代文化的先进成果，促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破解中国文化构建的主体性危机中坚定文化自觉自信。
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需要在自觉反思和高度认可本国文化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扬弃纷繁复杂的外来文化，既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又展现文化的创新性和包容性。坚守文化主体性不是盲目固守自身的本土文化，而是把握文化在全球化演进中的生成逻辑与实践价值，在认识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本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面临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外来社会思潮的冲击，中国本土文化需要主动适应和应对现代化裹挟而来的理论洪流，在百舸争流的文化理论中建构文化的主体性，以其强大的文化根基在借鉴外来文化和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文化多样性由特定时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人类文化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的、不同的形式加以展现、传承和发扬，如借助科技的方式对文化进行创造、生产和消费，这成为当今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表征。不同的国家、民族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差异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造就了不同时空条件下种类繁多、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从而构成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在沉淀和发展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成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为世界文明注入新活力，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由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逐渐演变为全球范围内多重主体的交错共存，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文化发展失衡的状况逐渐转变为多元平衡共进的态势，为各国之间增进文化共同体意识、促进平等交流互鉴的文化实践提供现实可能，在推进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同时维护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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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体的建立不是意指一种文明战胜或俘获另一种文明，而是以包容的姿态综合一切文明的优势。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是中国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方面的要求，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立足人类长远发展视角，对构筑新型世界文明体的智识展望。在21世纪，各地区、民族间的交往和互动日益频繁，彼此间的摩擦和冲突也逐步升级，唯有秉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共处精神，达成“命运休戚与共、发展紧密相连”的价值共识，才能既有利于本国和本民族的发展稳定，也有利于推动世界的整体前进和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形成“同呼吸、共命运”的世界文明体，显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所具有的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壁垒的有效破除。“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主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文明形态具有绝对优势和“普适性”，迫使非西方的民族文化接受西方现代化的同质化改造。“文化中心主义”表面上似乎在全球范围内积极营造繁荣的文化市场，实则隐含着巨大的文化风险，容易在增强文化商品化的生产过程中消解文化内在的价值性与多样性。西方大国一直秉持“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思维模式，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世界的最优文化，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企图以西方文化“统摄”和“同化”其他文化，并抵制、排斥与其他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黑格尔宣称只有在西方世界，“这个形式上绝对的原则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诸多西方学者和政客从不同视角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普适性”，极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通过文化领域的殖民和压制在新形势下实现对非西方国家的宰制和渗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是应对西方大国推行“文化中心主义”的现实对策，其强调文明本身构成世界文明共同体准入成员的决定性准则，促使各主体国家平等地参与世界治理。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中国积极阐释和发扬“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发展理念，有力回击了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世界和平状态威胁的狭隘观点。
对不同地区间文明冲突化解举措的科学分析。在各种形式的冲突和对立中，文明的冲突成为影响世界和平、改变世界发展趋势的深层原因，“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全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但文明的类型、结构及其发展路径呈现出多元化形式，这是文明本身民族化和本土化的结果，也是文明交流与冲突的内在必然。全球化进程在时空上的压缩，模糊了世界的边界，在引发文明冲突的同时凸显了文明交流的重要性，展现出文明冲突的结果终将走向文明共存和深入融合的规律。面对客观存在的文明冲突，我们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全人类的呼声，基于人类整体发展利益展开文明对话和相互交流，由此才能有效化解矛盾与冲突。从整个人类发展的一般性趋势看，文明的冲突背后涉及经济利益和政治观念的差异，文明冲突的彻底根除需要全球范围内的正义“管理者”共同努力。任何搁置文明冲突或是采取强权、霸权政策压制其他文明的做法，都是拒绝对话的排斥模式，终将在阻碍世界前进的步伐中自食其果。“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D同伐异’的小圈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提倡“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其旨在打造一种新型的跨文明交流模式，以有效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文明冲突，根本动摇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心地位，缓和局部乃至有可能整体爆发的国家间冲突，在国际交流中提供中国的有效方案和价值观念，为人类文明整体发展贡献有益智慧和现实方略。
对人类整体文明发展方向的全新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是对未来新发展秩序的重构和对人类整体利益发展的宏观把握，其秉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发展理念，正视并积极应对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现实挑战，致力于以文明对话的理念塑造文化公共场域，以文明互鉴的方式寻求文化层面的智慧互通，聚焦打造不同文化相互尊重，以及跨文明交流对话、互学互鉴的包容性发展的世界文明新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首先体现为对他国文明的尊重，坚持“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尊重和认可世界上广泛存在的不同文明，在尊重他国文化发展多样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下，主张达成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视文化交流和融合在推进全球化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强调各国应当在相互交往中坚持本民族文化的开放性与独立性，以对抗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推动各国在文化交流与融合中消解因文化形态和发展路径的差异性而产生的隔阂及负面影响，彰显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高度坚定文化自信与促进文化交流的内在张力。中国积极展开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促使不同主体国家在交流中能够自由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充分描绘自身独特的文化色彩，并在交流中推进双方文化的发展，主动建立与他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在对话中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也体现为对世界上优秀文明的有益借鉴，是中西方历史性地由传统走向创新的必然选择，其坚决反对“文化中心论”的狭隘见解，主张在交流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从而促进不同文明在相互碰撞与交流中迸发全新的文明火花，营造和谐积极的世界文明态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具有自身独特的主体内涵、表达层次和功能价值，形成了系统完备的内在结构，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凝聚价值共识、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文化构建作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维度，体现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在应对人类文明发展困境和解决当前世界不同程度文明冲突时所展现出的智识气度与责任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在凸显中国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同时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和世界人民呼声，将深刻影响未来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具有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入新境界的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