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着眼全球治理难题、增进人类整体利益而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创新了全球治理的思维范式，描绘了国际秩序的美好图景，标识了大国外交的未来方向，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打开了两制并存的历史空间，匡正了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奋斗纲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叙事主题，同时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普遍交往理论的叙事主题，历史唯物主义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语境中呈现出新的形态、达到新的理论高度，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当代形态。
一、全球治理思维的范式转换
全球治理困境是21世纪人类遭遇的世界性场景。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全球治理的形而上学思维，超越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西方-非西方”的前提预设，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为优化全球治理开辟了新的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治理观层面的元哲学创造，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实现了从同质思维向多元思维、线性思维向复杂思维、主客二分思维向主体间性思维的历史性转换。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本冲破了洲际的边界，开拓了世界市场，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社会生产总过程在全球组织，形成全球共同市场和世界普遍交往，并产生与之配套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因此，全球化可以分为“作为承载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全球化”与“作为规范人类普遍交往的全球化”两个层面，即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全球生产体系）”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全球治理体系）”。二者相互匹配，世界才能有序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适应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物质内容”，服务于西方大资本的全球增殖战略。进入21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终结，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决定性开启，世界市场主体走向多元化，重构全球化秩序、共享全球化利益成为各民族国家的普遍期待。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不再适应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全球化陷入“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背反的总体性危机。改革全球化的“社会形式”，推动全球治理思维的革命性变革成为全球化20时代的必然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实现了历史性转换。
第一，从同质思维转向多元思维。传统的共同体大都属于“同质共同体”，共同体成员要么以共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为选择标准，要么以共同的经济、政治、军事目的为依归，“排他性”是其基本特征。比如，北约、华约、欧盟、G7都是“同质”国家间的合作。奥巴马在为北约的合法性辩护时指出，北约是北大西洋两岸的价值观共同体。这种“同质性”思维是冷战的思维基础，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根源，是诸多国际纷争的罪魁祸首，是少数大国拉帮结派、“D同伐异”的重要武器。今天，面对全球性问题，同质性共同体无法单独应对跨区域、跨文化的复杂情况，国际社会需要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方能解决全球治理难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单一种族或文化同质性的实体，也不是某种价值观共同体。它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价值观外交，不针对特定的对象，不拉帮结派，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包容性”是其基本特征。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全新概念的共同体，它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时间、空间或身份的想法之上”；在这里，没有“文化例外”，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宗教排除，没有D同伐异，没有团团伙伙，没有意识形态隔阂。可见，这与北约、华约等同质共同体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搞团伙，不是不要团结，而是不要异化了的团结，不要那种以同一性压制差异性、以普遍性对抗特殊性的“机械团结”；我们要的是一种新型的团结，一种建立在尊重差异和个性基础上的团结，涂尔干称之为“有机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多元主体代替同质性主体，以全球治理代替西方治理，以共同治理代替大国治理，实现了治理思维的重大转变。
第二，从线性思维转向复杂思维。现行国际体系给我们呈现的是清晰的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状态，线性思维主导国际秩序的运作机制。全球治理从中心出发向边缘展开，整个世界被置于中心-边缘结构的序列之中。共同体成员间的权力分配呈“金字塔”结构，共同体内部事务遵循从中心到边缘的垂直传导机制，核心国家控制着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安全体系和法治体系，边缘国家除了顺从中心的意志之外别无选择。自16世纪以来，这种基于大国掌控世界而设计的线性治理模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麦克卢汉写道：“直到不久前，我们的制度和安排，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和安排，都只有一个单向的模式……沉迷于老式的、机械的、由中心向边缘扩展的单向模式，再也不适合我们当今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政治上通过联合国，在经济上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安全上通过北约和结盟机制，在法治上通过国际公约掌控了主要的世界权力。显然，这种从中心向边缘扩展的线性思维与21世纪全球治理格局的演化趋势是相背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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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纲领，旨在于普遍交往中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实现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资本主义全球化形成了全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并未均衡地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世界市场体系、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危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文化殖民、制度霸权等六大问题依然危及人类命运。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克服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危机，“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力求促进人类在真正的‘普遍交往’中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生产力的均衡发展，为实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世界图景奠定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宏大的行动计划，具体展开和外化为“六大行动方案”：以消解发展赤字为目标、旨在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比如“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全球发展倡议、新型全球化方案；以消解治理赤字为目标、旨在优化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比如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消解信任赤字为目标、旨在增进全球信任的中国方案，比如倡导“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以消解和平赤字为目标、旨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方案，比如倡导全球安全倡议、新型大国关系格局；以消解文化霸权为目标、旨在重构人类文明格局的中国方案，比如倡导全球文明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消解制度霸权为目标、旨在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比如倡导“自主选择”的制度观。这六大方案为建构世界普遍交往的新格局和世界历史的新图景指明了方向。
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事业，受到了来自西方逆全球化动向的干扰，受到了西方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遏阻，受到了孤立主义、冷战思维的阻挠以及“国际民主联盟”的价值观围堵，但全球社会并没有退出“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中国也不可能脱离世界普遍交往体系，世界普遍交往的大趋势没有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传统国际交往格局，实现人类社会发展共赢、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安全共建、和谐共处的普遍交往纲领，是迈向世界普遍交往新秩序的阶段性目标和美好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这一方案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总钥匙”，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和最终走向，是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经阶段，是人类进步史上的一大步。现阶段，我们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为推动世界历史向着更高阶段挺进创造条件、积蓄力量，为建成“真正的共同体”奠定基础、开辟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定性出场，必将载入世界历史史册和人类解放史册，但这不是人类进步的终点。它没有终结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人类解放事业依然在路上，世界历史不会止步于“共同命运”。只有形成“真正的共同体”，世界历史才进入自由王国，人类才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建成终极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
必须说明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来自中国，是中国倡议的世界纲领，但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纲领，我们不会打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幌子给世界带节奏；不意味着中国将自己单方面的主张强加于他国，我们不会谋求按照自己的模样改造整个世界；不意味着中华文明将殖民于整个世界，我们反对西方中心论不是为了走向东方中心论。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现存共同体秩序的超越，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全球治理思维和治理理念，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辟了新的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是中国对国际秩序观的创新与发展，为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方略，是中国创生的更高水准的人类新文明，是中国在21世纪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世界历史走向的鲜明旗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和平共处的历史空间，匡正了现时代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是世界普遍交往范式的当代重建，是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共同纲领。一句话，唯有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解决人类命运问题，才能打开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