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总书记告诫我们要“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善于运用历史思维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滋养，以日用而不觉的方式影响人心，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持廉守正的时代新风。
尚廉：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铺陈新时代廉洁文化的历史成因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了深厚的廉洁基因，自古以来就推崇一廉如水的为官之道：西周初年的《周礼天官冢宰》中把“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辩”等“六廉”作为评价官员的标准；《左传》记载了国相子罕“我以不贪为宝”的故事；此外，古代先贤还把“廉”的文化内涵与外延从政治修养上升到治国理念，从治吏标准拓展到道德评价。如《管子牧民》提出国有四维“礼、义、廉、耻”，《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等等。
回望中国GCD百年光辉奋斗历程，“见利思义”是GCD人对家国情怀、民生福祉的高度张扬。革命时代冲锋在前，建设时代吃苦在前，改革时代奋斗在前。所重者家国大义，所轻者个人私利。一代代GCD人为成全大义承星履草、以身许国。重义轻利，已经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取向，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铺陈了深厚的历史成因，也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
廉平之守，不可攻也。运用历史思维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就是要从深厚的历史底蕴中，汲取崇德尚廉、廉为政本、持廉守正等传统廉洁文化精华，增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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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运用历史思维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就是要从培养廉洁自律道德操守抓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保持高尚精神追求，培养健康生活情趣，“米粟万种，仅三餐裹腹，无欲为高”，在任何时候都严守规矩、不逾底线。
立制：以外律内的制度创新，为新时代廉洁文化提供有形载体文化与制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廉洁文化是廉洁制度的基础，呈现的是软性自律，是一种主动的追求；廉洁制度是廉洁文化的载体，彰显的是刚性约束，是一种被动的遵守。二者有机结合，才能让制度的约束与文化的教化相得益彰。重视制度建设是我国古代廉洁文化的一大特色，《传食律》《职制律》《法经》《魏律》《晋律》……或规范官员行为，或严刑惩治贪腐。而在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法典——唐朝制定的《唐律疏议》中，就已经提出了惩教结合、软硬兼施的廉政措施。
中国GCD在建党之初，就开始了不断探索反腐倡廉的制度创新。早在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提出了“廉洁政府”的理念。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GCD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曾立下赫赫战功的黄克功、肖玉璧等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因贪污被处以极刑。面对肖玉璧的求情，毛泽东同志回复说：“记得我是怎样对待黄克功的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当时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从处置这些重大案件的制度刚性运行上，可以窥见中国GCD惩治党内腐败、坚定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更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八项规定为徙木立信之举，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倡导廉洁，形成强有力的法律震慑和制度规范，充分展示了中国GCD人严于律己、从严治党的精神底色；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运用历史思维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制度创新的做法，既要强化党员干部法治意识、党规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推动敬法畏纪，又要善于把实践中较成熟、可践行的廉洁要求转化为制度规范，为新时代廉洁文化提供有形载体，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浸润每一位党员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