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这一重要论断不仅为我们谋划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指明了方向，而且也是在当前复杂特殊的经济形势下，对粮食安全响鼓重锤。面对复杂多边的粮食贸易环境，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十三五”期间，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著改善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粮食生产质量和效率均明显提升。我国粮食库存充裕，市场稳定，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但粮食安全的基础仍不稳固，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供求在未来还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加剧，世界粮食安全形势空前严峻。“十四五”规划是中国两个百年目标的交汇期，也是中国全面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的首个五年规划，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粮食安全观，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加快构建高层次、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对于切实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我国粮食安全现状
随着时代发展，粮食安全从最初强调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已发展到现在的粮食生态安全［1，2］。中国用全世
界约110的耕地养活约世界总人口的15，这也成为我国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考验。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并且“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的巨大的成就［3］。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66949万t，其中谷物产量61674万t［4］。
然而，我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需将中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结构性矛盾突出，质量安全存在隐患［5］。在品种结构方面，小麦产需平衡有余，但专用优质小麦供给不足。2019年我国小麦进口348．76万t［6］，国内优质强筋小麦市场需求量为
600万～800万t，缺口约300万t左右［7］。另外，稻谷产大于需；玉米产需长期趋紧；大豆80%依赖进口，2019年我国大豆进口8851．28万t，比2018年增长0．5%［6］。
随着逆全球化思潮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型冠状疫情全球蔓延等为全球粮食市场贸易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8］，中国农产品的贸易逆差近年来呈增长趋势，2019年贸易逆差高达700多亿美元；我国的粮食进口来源相对集中，一旦发生中美贸易摩擦类似事件，限制我国粮食贸易，将对国内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冲击［11，12，13］。
2当前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粮食安全意识薄弱
目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约470kg，稳定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14］。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但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粮食安全意识薄弱。江雪等［15］研究表示国人粮食安全认知度不高，浪费严重。一是“舌尖上的浪费”，每年国人在餐桌上的食物浪费难以数计。二是粮食危机意识缺乏，城镇化的发展为人们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庄稼长势和产量被认为仅是农民的生计问题。三是轻视粮食生产严重，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将高质量耕地用于建设用地换取经济增长；农户种粮意愿不高，种粮不如买粮划算，粮食安全意识薄弱。
主要农作物新品种同质化严重
在“十三五”期间，新《种子法》颁布实施、种业“放管服”改革和种业创新成果的不断积累等，我国审定了各类型品种1．68万个，其中水稻和玉米是审定品种的主体，占82．0%；绿色优质专用品种占比约20%，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质种源［16］。然而，同时由于品种审定渠道变宽、试验周期变短、多种审定标准分类以及引种备案制度实施，导致市场上的品种数量急剧增加，出现了阶段
性“井喷”现象，进而转变了农作物品种供求关系，品种出现了“掉价”的新现象。
审定品种数量远远没有跟上品种质量，农作物新品种同质化问题突出。新审定品种在产量、品质、抗性、生育期等方面没有明显差异［17］，以种质资源的局部改良和迎合审定标准为主［18］。目前我国产学研衔接机制不顺畅，种业公司在品种研发上模仿育种问题严重，缺乏资源创新能力，种质资源的全面系统鉴定、发掘、创新不足，种质遗传背景狭窄，育种材料雷同，突破性品种不多，如国内主推的两系杂交稻品种，父本主要源于扬稻6号，母本主要来源Y58S、广占63S，玉米种子企业自郑单958（2000年审定）和先玉335（2004年审定）品种审定至今，没有突破性的新品种，且近期选育主推品种的一些亲本以
生产应用的骨干品种亲本进行改良而获得为主［19］。
耕地数量质量均有所下降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基，耕地数量和质量是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非农建设不断侵蚀农业耕地，大量耕地资源被占用；农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耕地“非粮化”现象突出，导致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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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保障农民收入为原则，合理提高粮食价格。应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合理确定补贴范围，完善农业生产补贴制度与粮食价格机制，保证农民收入。同时，扩大农业补贴覆盖面、提高补贴的时效性和精准性、加强补贴资金的监管力度，保护粮农利益、调动种粮积极性。二是完善市场融资结构、优化农村金融机构布局和拓宽农业融资渠道［48］，积极引导资金流入农业生产，建立协同创新、动态调整、合作共赢的补贴、保险与贷款“三位一体”机制；发展多元化、立体式的农业保险，使农户在粮食生产加工、收购仓储、物流等各环节都能享受金融服务。综合运用粮食生产者补贴、保费贴补、贷款利息优惠等政策健全产量保险、全成本保险、收入保险、指数保险等相关农业金融服务体系［23］。
加大粮食生产政策支持力度
随着国际粮食贸易环境复杂多变及国内市场对粮食品种多元化的需求，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应加大粮食生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有效、灵活、规范、完善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以确保粮食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
首先，依照我国粮食生产需求加大对杂粮作物种植扶持力度，保护和提高小杂粮种植户的利益和积极性，均衡当前我国粮食种植结构，以满足国民对多元化粮食的需
求；其次，政府实施有效激励、问责机制，尽快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法》并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建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法律法规体系。最后，构建种粮补贴与市场规律相结合的粮食安全保障政策，一是增强粮食补贴弹性，构建补贴与市场规律相结合的粮食安全保障政策，即统筹考虑品种差异、市场价格波动，实施差别化政策，使得补贴效益达到最大化，加大粮食作物的保险推广二是优化粮食生产者补贴政策，提高补贴精准性，种粮补贴应切实补助给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三是优化最低收购价
政策，调整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及玉米临时收储价，合理的价格水平有助于减少粮食市场的扭曲［49］。
4展望
“十四五”时期是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农业农村工作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关键期。进入“后疫情时代”，随着全球粮食贸易和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中国应立足基本国情，在世界粮食生产贸易大环境下，坚定不移的走“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推动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构建粮食对外开放新格局。